李博士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对吗

李博士破 "中等收入陷阱" 的方法对吗 （南方略咨询 2016-03-24）

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展开，

这是 “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李博士掌舵的第一个地方是河南。

1998年的河南，大概是当时全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由于国家将之定位为“粮食保障基地”，导致经济产出长期滞后，一来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二来过剩的人口也只能在农村里无所事事，导致基层社会陷入了一种迷茫无序、动荡不宁的困境之中。后果，就是邪教的泛滥，艾滋病的失控，黑河南人的段子到处流传，那时候，有一本叫《黄河边的中国》，将河南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了详细的描述。

沿着原有的道路走下去，显然是条死路，然而大部分当政者都没有这种意识。李博士是第一个打破这个枷锁，提出以工业化思维解决三农问题的官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李博士最大的手笔就是开发郑东新区和中原城市群，将农民引入城市中，发展重工业。

然而到2004年，李博士离开河南的时候，河南仍然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农业大省，改变似乎并不大，外媒甚至将郑东新区称之为“中国最大的鬼城”。这让郑州，甚至河南，都淹没在口水中，也让李博士的能力备受质疑。

然而活在当下的他们，或许并不会关心，博士离开河南之后，河南很顺利的就融入了中国的内陆重工业化浪潮之中，城镇化率从98年全国倒数第二（仅次于西藏）的20.8%，开始一路逆袭，逐级超越了云南、贵州、甘肃等西部省份，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在本省获得就业机会，因为早年间已经打好基础的物流网络和城市设施，让河南的工业化速度得以保证。今天的郑州，是整个中国北方，人口流入仅次于京津的第二大都市区。所谓“鬼城”之说，也已经被高涨的房价所打脸。

但这些荣誉，和李博士已经无关，他去了辽宁。

2004年的辽宁，还没有彻底从国企下岗的大萧条中走出来，遍地都是等待拯救的，空洞无神的眼睛。

李博士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棚户区改造，接济民生，稳定基层，另一件是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

所谓五点一线，指的是大连长兴岛、大连花园口岸、营口、锦州、丹东五个地方，通过建沿海公路，把他们连成一线，开发当时还处于相对荒芜的滩涂地带，发挥港口优势，打造临港重工业。这一思路，应该说是当时各省普遍的工业发展策略，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但新不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起效用。博士只在辽宁干了三年，2007年就高升离开了，期间得益于整个中国的重工业浪潮，辽宁乘着这股东风，国企们纷纷满地复活，经济一派繁荣。我们说，站在风口上，是猪都能飞起来，辽宁在随后几年的腾飞和李博士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可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2008年，营口港第一次进入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前十名，并在此后的五年里连续保持20%以上的货物吞吐量增速。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小港口，在李博士离开之后，成了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明星海港。营口离沈阳、鞍山的重工业区很近，正是依靠着李的早期布局，打好基础，才让需求迸发的时候，那些重工业产品能够及时的输送到全国各地。

无论是河南，还是辽宁，李博士的治理方法，都是偏向于“布局”。但是布局，往往在当时看不到成效，而人们总是缺乏耐心。于是我在某篇联合早报的评论文章上看到一个结论，认为李的政绩平庸，甚至有“晦气”，所待过的地方总是多灾多难，这样的人并不适合担任总理。

但是李博士还是幸运的进入了中枢，一步步接掌中国的经济大局。

面对李的即将上位，人们都在猜测，他会有什么样的治理思路。但遗憾的是，在副总理位上，李博士的工作更偏向执行、辅助层面，内容也是农村医保体系，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后勤工作，看不出来什么思想。

于是《经济学人》提出了“克强指数”，这个源自李博士在辽宁时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可以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好坏”。这似乎暗示李对中国传统工业状况的熟悉，而在四万亿之后，众所周知的，克强指数一直在下行。

巴克莱资本提出了“克强经济学”，归纳自李在公开场合中的讲话，大意是三点——

1、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

2、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

3、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条全面否定了前任工作思路的方法，也注定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但这个局，总得有人来开头。

博士上任至今，已历三年，文火慢炖，时而来点微刺激，总体上是坚持了他的诺言的。于是人们急了，你这克强经济学看不到效果啊，经济一直在下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博士看人们着急，于是时不时小刺激一下（注：棚户区货币安置），一线城市房价又暴涨，骂声四起，怎么还走回头路？

每次听到网上的这些谩骂声，我就在想，身为一个“布局者”，那得有多大的心去承受诋毁啊。

事实上，面对着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我相信李博士是心中有数的，而解决办法，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句话在今天，几乎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就跟和谐社会、中国梦差不多。

批评者们声称，只有精英人士才适合创新，你忽悠低技能的大众去创业，创新，那不是让大家跳进悬崖，撞的头破血流吗？甚至还编了一些段子，比如狐狸正在悬崖下等着掉下来的小鸡，每天烤鸡翅膀吃呢。

这无疑是歪曲了博士的用意，在李的思想体系中，旧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唯一可行的路，只能是创新。而创新的路，是一个社会大浪潮，将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卷进去。就像二十年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十年前的重工业化浪潮，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这个局已经在慢慢展开，从点点星火开始，你看不到，你发牢骚，最终，你将会被这个浪潮淹没。

2013年，博士上任的第一个动作，“简政放权”，承诺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这是针对行政部门的内部改革，目的就是降低创业和创新的门槛。美国的创新为什么那么强大？因为那里有一个良好的创业支持机制，任何个人都可以很轻松的创办一家企业，好的创新思想只要一点亮，就能迅速蔓延成燎原之火。所谓大众创业，指的就是这个，难道你觉得像日本一样只剩大企业垄断全局，年轻人都不敢创业才是好事么？

创业创新还需要资金的支持，在这方面，李博士有深刻的认知。四万亿时期，由于金融制度的落后，结果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到了房地产和旧经济，教训相当深刻。要避免这种局面，那就必须有市场化的金融制度，打破银行融资渠道的独大。因应这种需求，李开始推动注册制、新三板、战略新兴板等金融改革。

还不够，在李博士的心中，中国经济的活力，必须通过金融的多元化来激发。于是就有了上海、前海等自贸区的出台，这些地方施行“负面清单制度”，法无禁止，即可创新。这对于投资、税收、人民币交易、债券融资、跨境贸易的探索，无疑开启了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就像是当年经济特区的试点，虽然只是一个点，但是数十年后，我们都知道这个点的意义所在。然而，大众创业毕竟只是星星之火，成果或许要在十年之后才能采摘，更紧迫的，是支柱产业升级的这场仗。

中国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看支柱产业能否在全球中高端市场上打败竞争对手，站得住，站得稳。传统的低端产能注定是要淘汰的，那么有希望的又在哪里呢？在李博士心中，最重要的，就是“高铁、核电、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四大产业。

高铁核电以国企为主，那就合并同类项，减少损耗，一致对外，这才有了最近频频出海的风头。这一招，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能看到成效的，也很快成了博士的名片。但是我们不应忽略，高铁、核电，规模再大也是有限的，他们只是先锋部队，还撑不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

核心战场，在新能源汽车和互联网产业。大国之中，美国以IT产业立国，日德以汽车产业立国，只有这种以万亿计算的超庞大产业链，才有可能取代房地产，在未来将中国送进发达国家的阵营。李博士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有“互联网+”的出台，和全球最给力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互联网+是一张网，并不单单是互联网产业那么简单，还包括整个传统落后的服务业，包括电子制造业，包括工业机器人，包括传感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覆盖的一切新兴产业，这个产业就是俗称的“新经济”，在这个领域里，中国的对手只有美国。

能不能超越美国不好说，但以如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势头，和美帝划江而治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能够将占GDP半壁江山的服务业都全部互联网化，则中国半只脚可踏入发达国家了。

另一只脚取决于新能源汽车。

汽车产业的规模，远在高铁之上，可谓是全球中高端制造业的龙头。中国作为第一大工业国，如果在汽车产业上无所作为，那么未来将注定是坎坷的。但是放眼现实，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领域，还很孱弱，弱的甚至令人扼腕。如果继续跟在德日屁股后面发展机械动力技术，任何人都明白，这不会有什么希望。

超越的办法，只能是创新，走新能源的道路。但问题是，创新的道路有无数分岔口，我们并不知道，哪一条道路能够成功。比如日本，走的就是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氢动力。并且在这个方向，他们的技术打磨已久，单次续航里程可以超过500公里，领先我们太多。

电动还是氢动力？分散投资将必然失败，专注投资虽然冒险，但还有一线生机，这是一条艰难的选择题。

这个时候，只能是赌国运了，成，则扭转乾坤，败，则徘徊泥淖。李博士决定全力押注电动车。这个世界上，领先的技术未必一定能笑到最后。当年松下的等离子电视技术更先进，索尼的Betamax录像机技术也更先进，但是最终都败给了他的竞争对手们（三星的液晶技术和松下的VHS录像机技术），因为市场青睐的，是性价比。

李博士深明此理，他希望通过力度强劲的补贴，迅速将中国的新能源市场吹大，以规模降低单车成本，以价格击败成本高昂的日本氢动力汽车。一旦在起步阶段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优势就将不断扩大，直至将所有对手扼杀。假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标准能够成为全球主流，十年之后破浪出海，这只脚就站住了。

这个局，能不能成事，还不好说，但如你所见，2015年，在大力度的补贴政策下，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比亚迪已经成为销量老大，一众自主品牌乘风而起。吉利甚至也放言说，到2020年，要实现90%比例的新能源车销量。这个开局，还算不错。

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往往需要十年之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李博士任上，刚刚三年，但是对新经济的执着，苍天可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是一句忽悠人的空话，而是包含着降低创业门槛，为创新融资保驾护航，支柱产业抉择，整合对外，补贴反攻等一系列的布局。

这个局，还未完，而中国的转型，也才刚刚起步。

但是，我对李博士有信心。

来源：知乎君临

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坑蒙拐骗黑横行、假冒伪劣毒充斥、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其中“中等收入”和“陷阱”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而进入“陷阱”只是假象，把增长当发展的GDP增长方式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使增长不可持续才是本质。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用假象掩盖本质的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假象后面的本质说明，增长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可持续增长后面是可持续发展。

道德—法治—公平—正义，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条件，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GDP增长方式已经破产，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被证伪；发展中国家只有彻底抛弃新古典价格经济学范式、新自由主义的GDP增长方式、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通过包容性发展才能可持续发展，实现赶超战略。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凭借某种优势（自然资源、年轻人口等），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均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准，但长期停留在该水准的情况。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近几十年来长期处于世界银行称之为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行列（根据最为广泛采用的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1,000至12,000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无法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等收入陷阱更倾向于是一种描述经济发展现象的术语，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定义，仍有部分经济学家对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实际存在而表示怀疑。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而停留在该经济水准的情况。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与高技能创新的先进经济体，或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在廉价生产制成品上相竞争，从而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

外报：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何在？

中新网2016年11月7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刊载《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当前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重点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时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中国本届政府正是这样做的，也可预见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摘编如下：

习近平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他同时强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例子。　　

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内地不同程度的已经有所表现。

人均GDP 1万美元是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

日本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

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12200美元，月84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时间里。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

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中国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将收入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同时，以打破垄断为核心，释放经济内生活力。

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欣喜的看到本届政府正在致力于大力度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相信这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再者，给消费增长提供基础和环境，把消费潜力彻底释放出来。

当然，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根本和长远任务，而当务之急是给居民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降费让利。激活居民消费，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环境。本届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有更大利好。

总结

通过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展开，这是 “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克强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对吗 （知乎 2016-05-10）

“二战后，有上百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其中只有极少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在11月9日的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巨大挑战，也是巨大机遇

“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现在的汇率水平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如果中国平均每年增长6.5%以上，那么我们的人均GDP就可以在2020年达到1.2万美元，如期实现小康目标。这也意味着，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目标。

历史上很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社会往往就会出现停滞，面临诸多挑战。我们现在也面临双重挑战：

一方面世界经济走势低迷。一些机构推测，短期内不可能快速复苏；

另一方面，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叠加，新旧动能转换异常艰辛。

但我们必须要确立一种观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巨大挑战，也是巨大机遇。

如果我们按照目标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当然，机遇越大，困难和挑战也就越大。当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目标时，困难和挑战可能会变得前所未有。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到困难，同时，也要更加坚定信心、上下同欲，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现在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有国际的，有国内的，但也有许多自身的原因。

大家刚才都认为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横向看，IMF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明确，今年全球GDP增长预期和全球贸易额都处于2008年以来最低值。纵向看，我们现在的增速是建立在10万亿美元高基数上的，今年GDP增长1%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增长1.5%、10年前增长2.6%。事实上，这两年我们的增速虽然在放缓，但增量的绝对值却一直在增加。如果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现在我们碰到的很多困难，有国际的，有国内的，但也有许多自身的原因。现在我们的企业、行业、地区发展普遍出现了分化现象。同一个行业，有的好，有的差，反差还很大；同一个地区，两个省紧挨着，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反差。所以刚才有专家认为，“不作为”的问题很大。当然，对于企业来说，还有一个“怎么作为”的问题。要瞄准新目标，学习新本事。

2、推进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这里面包含新工业革命，也包含服务业的变革

推进“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这里面包含新工业革命，也包含服务业的变革。

有人说，今天不去拥抱互联网，明天就可能被互联网肢解。刚才有的企业负责人讲得很好，线上线下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分界。不仅互联网企业，实体店也能上线。我们许多传统企业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思路。创新思路不能光喊在口上，而要加快步伐，力争实现突破。

中国人不仅勤劳，还有智慧。我们在电商这方面走得很快，现在也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电商以外的新路：让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互联网+”结合，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中国制造2025”，力争在5年内形成新的动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澎湃动力。

“中等收入陷阱”之改革思考 （知乎 2016-03-13）

翻看了基本上所有的答案，学到了很多东西，心痒不已，所以把我自己的想法也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我觉得这届政府上台以来对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其实是供给侧改革（因为某些原因，本届政府不谈总理经济，我觉得谈政府经济较为合适），以上诸君写的此届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不管是双创工程、国企改革、制造业、就业教育等等其实都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如果要论本届政府主要的经济手段破中等收入陷阱有没有帮助，那么看看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和作用应该就可以了解一二，以下我就详细说说。

虽然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是2015年11月之后才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高频词，但是早在2013年三中全会后就已经开始着手做了一些相关工作，只是两年后才正式以供给侧改革一词来总结和指导现下和未来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接下来就简单说一说：

我们知道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很明显的经济增长信号，任何一架马车出现偏离都会很快反应在经济增长上。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四大要素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种因得果的过程。这也可以解释本届政府的经济手段层出不穷，却为何总是难以收到明显效果，因为这是一个调结构、打基础、谋全局的过程。

说完概念再来结合供给侧四要素与政府经济手段说一说政府这几年的手段和效果：

一、首先是劳动力资源配置

简单来说人口都在消耗供给，但是其中部分比例的人口更能创造出大量供给，这个比例越高或者创造财富的效率越高，那么人口红利就越高。所以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让这部分消耗同样供给却能创造更多财富的人占更大比例。不管是放开二胎、户籍改革、促进就业、扶贫帮困、加强教育，重视人才等等都是供给侧改革中关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的重要手段。

1、二孩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

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

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

2015、2050年我国人口结构对比（%）

这和我国早期实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时间表是基本对的上的，让我们简单回忆一下：

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和预测

6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提出，部分县市试行（这时婴儿多，前期大生产制度时劳动力受到束缚，所以包产到户（80年代）时就解放了大量劳动力，不再绑到土地上，劳动力=50+60后）；

70年代初步实行，鼓励为主（这时候的劳动力就赶上了改革开放90年代，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50+60+70）；

80年代开始抽紧，严格实施，所以就出现了新世纪以来的80后、90后等专属名词；

到了现在，能干活的人都老了，年轻人都不干活，人口红利开始丧失，于是就出现了人口供给侧改革。

不管客观事实如何，从主观意愿上讲全面放开二孩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但是这个短期内难以收到明显效果，本届政府的布全局谋长远也体现在这里。

2、户籍改革

户籍改革让农村人进城，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跨城乡流动。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

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进城，住房制度改革（下调首付比例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让穷人交的起首付，双管齐下，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3、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李总理极力推行的“双创”工程，发展非公经济等等措施，就是在想法设法保就业，同时也促进服务业发展。

4、促扶贫、重教育

人口红利中除了数量之外的一环，那就是质量-劳动力素质。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政府目前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手段让人口财富结构更加合理，在长期来说会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大的影响。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讲了要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并罗列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就要在提升人口素质。

二、其次是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内容较少，而且目前推进较慢，但是牵扯到根本问题，可能是国家有意在徐徐推进吧。

其核心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三、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国家说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户籍、土地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四大歼灭战中前两条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资本回报。分开来讲：

1、化解过剩产能

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总理不辞辛劳的在各国奔波推销高铁，主席一趟趟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甚至主动贷款帮别人搞基础设施，这些很多都是为了未来消耗国内无法消耗的过剩产能，相信随着这些过剩产能能逐步化解，企业盈利也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2、国企改革

提到产能过剩，不得不提国企，因为国企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近几年来，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呵呵，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前有南北车合并、后边说不定有船企、油企合并（注意买入），除了国企内部整顿之外，也注意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倒不是国家有多大方，实在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国企盈利好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让民企参与的，现下大部分地方的ppp模式推不动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地方政府想的太美好，某企业家就曾跟我吐槽，真把企业当慈善家啊，不赚钱的亏本的政府不愿意干的让我们去投资，当我们啥啊！至于本轮国企改革会不会出现那个年代的员工下岗，还不好说，事实上一些国企已经在开始停发工资+裁员了。

3、降低企业成本

供给侧改革中这一点是最实惠，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环，不管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他们实行的政策都很好的帮助企业下降了成本，本届政府怎么降成本呢？

首先，减税降费（如营改增），降税是最见效的，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税收比利润高还搞毛啊；

其次，一系列价格改革，比如成品油价格、电价、水价等等，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

第三，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第四，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息、降息、降息、降息、降息（数一数降了几次）。

以上所说的这些成本都不过是企业的显性成本罢了，马上来说说企业的隐性成本，比如跑项目要请官员吃喝啊、招投标也要事先打点啊、有些门槛不让进啊等等，以上隐性成本普遍归结为制度成本。

降低制度成本。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尤其是和资源、国企有紧密联系的官员，要纷纷斩下马，用某人的话讲，国家都这么艰难了，你还好意思贪？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方面前面略有提及，一个是混合所有制体制改革，融资体制改革（ppp)，另一个比如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落实负面清单等等。

四、创新

经过去年书记和总理在各种场合提创新一词，目前各级政府的报告中都有这么一句话：让创新贯穿一切工作的始终，所有的发展原则里第一条就是坚持创新发展。事实上有几家政府能知其义行其事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早期计划经济年代，供给受到严格限制，人们的需求欲望爆棚，导致在90年代的东南沿海生意好做的不行不行的，只要有东西就不怕卖出去，人们压抑了几十年的购物欲望一下子得到了爆发。但是现在不行了，一般的产品我们都看不上了，我们开始转向日本的马桶盖、荷兰的奶粉等等，所以就要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创新支付方式、改善流通渠道等等，本届政府推动创新的路径大约有以下几点：

1、融资体制改革，让创新创业不愁钱

首当其冲的是股权市场，美国就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然而这一年来的股票市场（大哭）。总理造访3w咖啡屋，国家提出互联网金融、创业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等概念，就要告诉这帮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银行们，莫欺少年穷啊，要注意投资性放贷！

2、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升创新转化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又在各种场合对创业者发表演讲，同时各大部委、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就是要提供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看万般优惠扶持政策，离不开给钱（改革融资模式，发放奖励资金、政府扶持资金等）、不收钱（减税不收税）两回事，技术层面上就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说白了就是让研发者最终也能因为研发成果赚钱，而不是傻不愣登的钻研钻研，自己收获成就感让别人发大财，不得不吐槽一句，李小文院士（穿一双破拖鞋给中科院研究生上课的清苦学者）的扫地僧形象就是中国对科研工作者的典型写照！

讲到这里基本上以供给侧改革为线索，把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的一些主要手段都理了一遍，起码让大家认识到本届政府所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手段都是对症下药，而且学习和汲取了滞胀经济时期一些有效的国家做法，例如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同时也对本国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做了改革。但正如我们开头所讲，供给侧改革将会在中长期内对经济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的魔法卷轴正在缓缓打开，释放威力有所期待。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全靠互联网和制造业升级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想靠互联网和制造业升级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药不对症。

楼上有些人谈了半天错误的概念，然后乐观的莫名其妙。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一个国家总体增长率，就是许多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后，增长率开始波动，平均的年增长率开始收敛于发达国家。简单的说，如果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的长期增长率就差不多和美国一样，长期保持在2.5%—3.5%之间，人均收入永远无法和同期的发达国家一样。

“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收入增长率相对停滞的问题，和楼上有些人扯的中国有4亿人进入高收入阶层有关联么？曼谷的人均GDP1.3万美元以上，可泰国经济长期增长率也就是3%、4%的水平，所以泰国是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因此即便上海、深圳的收入再高，中国的总体增长率不行，大部分人收入陷入停滞，那么中国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3季度经济增长是6.9%，中国长期GDP增长率高估值在1.2-1.5%之间，因此中国3季度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5.5%左右，距离相对增长停滞的理论上限4%，只有1.5个百分点。我这个估计应该是准确的，不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不会从年初财政部长用，引来许多人质疑，到现在习、李都在用这个词，显然中国实际经济下行压力太大了。

要解决中国经济下行，自然要搞明白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不触及原因，药再猛，也没用。指望制造业升级是不可行的，指望互联网也是缘木求鱼，因为这两个产业根本提供不了中国的高增长。以互联网经济为例，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规模占GDP比重4.4%，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全球最高就是美国的6.7%左右，你指望这个产业长期能给经济带来多大的增长？这个产业本身就不足以支撑长期增长，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主线是城市化，房地产相关行业必然是提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分析韩国和泰国的差别，就会发现二者一个巨大差别就是，韩国的城市化率高达90%，而泰国也就是40%的水平。只有当一个国家大部分的人口步入城市，进入工业与服务业，这个国家才会具有长期增长，这中间比如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我想很多人肯定用拉美国家，比如巴西举反例，以证明城市化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到底是割裂的城市化，还是真正的城市化。所谓割裂的城市化，就是大量人进入城市，但是无法享受到城市的各种福利，也并不给城市提高税收；真正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新增劳动力可以获得福利，也提供税收。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是因为中国的贫民窟实际上是在农村。

很多人不理解税收和福利的关系。如果一个居民的城市化过程中，给城市提高不了足够的税收，那么城市自然给其提供不了足够的公共福利，从教育、治安到基础设施。新居民获得不了足够的基础社会，那么他们的消费、收入增长自然乏力，这样政府和居民之间就存在相互的恶化。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够可持续的完成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包括制造业的升级与改造、物联网的发展，但不仅仅会是这些。一个简单的例子，税收就制约中国的城市化。因为政府的税收主要通过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消费环节往往存在大量的漏税。这样从事零售业、餐饮业的服务员自然很难进入城市，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并没有给城市提供足够的税收。再比如，中国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出让金，而土地的供给指标基本是按地方政府级别批准的。也就是说，西部地区一个县批的建设用土，和东部一个县相差不大，可是很显然义乌需要的建设用地规模要比西部县大。如果可以跨省份的买卖土地指标，那么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土地无效率问题，抑制东部房价，但是地方政府间土地出让金以及土地指标转入的划分，就长期制约了这种土地制度安排。如此西部农民工去东部城市化，他的土地指标实际上是浪费的，这笔收入损失以及由此带来高房价，自然也会限制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想要突破陷阱，城市化才是关键，但是中间有太多税制以及利益划分的制度设置，房产税难以实施就是一个缩影。当然有人会喷我，说我提不出解决方案。你不是搞笑么，傻逼么？我解不了方程，因此我就没权指出你解方程方法是错的，因此你的解法就是对的？

中国经济不能孤立地看

把重点说一下，我觉得现有的地球资源不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能否成为发达国家的制约。除了水资源外，现有的地球科技水平和资源完全可以让中国人过上中等或者中上等发达国家的生活，真正影响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全球贸易经济现状。

简单来说，我国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国产业和投资在境外赚钱的能力，看其是否能支撑高收入水平下人民对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有什么呢？你想到的可能仅仅是进口的石油，矿产，粮食，海外留学，海外旅游，外国品牌商品等。其实远不止这些，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贯穿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我们购买的国货，国货里有境外进口的配件吧，生产国货的公司支付了境外的专利费，购买了境外的生产工具，境外公司提供的技术咨询管理咨询导致的费用等等。我们享用的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由各种IT电信系统提供，而这些系统里也有不少来自境外的配件和专利，可以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说是无处不在。老百姓越富裕，对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量就越大。

我们从两个宏观方面入手，一个就是一个经济体人均GDP的潜力，一个就是一个经济体人均GDP的实际表现。正常来说，很简单，人均GDP的实际表现 <= 人均GDP的潜力。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来说就在于中国的人均GDP潜力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阈值，而这个阈值是多少呢？我觉得大致在2万美金左右，也就是台湾，葡萄牙，爱沙尼亚这种发达经济体门槛上的地区和国家。

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其实是大致和一个国家的人均综合消费成正比的。这个人均综合消费不仅仅指居民消费，政府公共消费，还包括生产活动中的“消费”，譬如购买生产设备，购买原材料（注意，GDP计算中，后面说的这些是不算入消费，而是算入投资的，因此这里说的消费和GDP里的消费成分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用了“人均综合消费”这个词以示区别）。而人均综合消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一个国家要消费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就必然需要对境外输出产品和服务来赚境外的钱，这样才能收支平衡。如果收支不能平衡，常年逆差，这样是支撑不下去的，所以一个国家人均综合消费里的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的上限是由（该国产业和资本赚从境外赚的钱，境外产业和资本在该国境内赚的钱）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也就是对外收支决定，而这个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的上限又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均GDP。

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是顺差，其中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另外对外投资是逆差。总的来说还是顺差，也就是中国产业和资本对外赚的钱大于境外资本和产业在华赚的钱，而且这个总顺差还比较大。也就是我国目前人均综合消费里的来自境外的产品和服务的上限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人均GDP还有不少潜力增长。

但有潜力增长不代表就能大幅增长，人均GDP增长一般伴随人均工资增长。假设我国的人均工资大幅增长，可能就有就有很多公司支撑不了倒闭或者外移，然后对外出口大幅减少，另一方面，人民薪资上涨，来自境外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消费大量增加，这两个方面叠加就会导致我国对外收支大震荡，如果收小于支，那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不要觉得反贪了，减税了，我们老百姓的口袋里的钱就会哗哗哗往上涨，这是要受到对外收支平衡条件限制的。

造成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