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作者：鸿帆

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大的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　　

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讲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吴敬琏称，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在命令经济制度下开辟出一块市场经济的新天地；现如今，用“权威发展模式”管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样板”造成的破坏和后果正在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在：微观经济面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各种难题；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陷入既不能松、又不能紧的两难处境；社会矛盾加剧，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官民关系紧张。

分析了上述问题后，这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义正辞严：中国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摆在当前的问题，在于它的双重形式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只有推进改革――“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才能遏止腐败，清明政治，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吴敬琏这番对中国经济的真言与批评，与他十余年前在“股市大辩论”中的呼吁一脉相承，当得起民间对他“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美誉。

母亲与恩师

一个人要成长为栋梁之才’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举足轻重；而在这两方面，吴敬琏都可谓得天独厚。

吴敬琏于1930年1月24日出生在南京，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其父吴竹似是《新民报》（即《新民晚报》前身）创始人，母亲是四川实业家邓孝然之女邓季惺。吴敬琏出生的一年半后，生父因病去世。其母邓季惺再嫁于著名报人陈铭德，婚前“约法三章”：

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

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

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

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谓惊世骇俗。

可以想见，吴敬琏的母亲，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母”，事实上，她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被评价为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具有罕见的行政干才，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1937年，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报馆的业务蒸蒸日上；待到抗日战争结束，这家创办时只有十几名员工的小报，已发展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赞美这位百年中国传媒史上独一无二的“女强人’。

《新民报》在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许多年以后，她对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晚年的吴敬琏曾对女儿吴晓莲表示，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在这样一位智慧、能干、现代的母亲培育下，吴敬琏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修学之路。他于1950年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跟随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随着“三反五反”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陆续开展，吴敬琏的学术之路被时不时地中断；然而，与哲学社会科学部人员下干校劳动，却让他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一一顾准。

1968年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吴敬琏和顾准被分在同一个排。经常挨批斗的吴敬琏，在孤立中感到刺心的痛苦；正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中，他看到了顾准――在批判会上对着红卫兵怒目而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昂着头喊：“我就是不服！”早已被顾准深邃的思想吸引的吴敬琏，此时又被此人身上誓死捍卫人格的高贵精神所折服。

私下里，吴敬琏向顾准透露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心结：为什么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结果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不记取教训，如何能避免历史重演？而顾准给出的建议是：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

于是，这两位就在干校内结成了“忘年交”。革命群众在大宿舍里开会，他们俩就在席棚里看书、议论，两人从“希腊为什么出现城邦民主”这个问题开始，用思想试验来证明或证伪各种历史学与经济学上的假说。1972年，学部人员回到北京，两人的交情却未曾终止。他们一到两个月见一次面，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和思想漫游。这期间，顾准翻译了《乔・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并引介正在学英语的吴敬琏翻译了乔・罗宾逊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也正是在顾准的帮助下，吴敬琏把对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延伸到了中世纪，并系统地学习和复习中国历史。

遗憾的是，长期的政治运动冲击严重侵害了顾准的健康。1975年秋天，时年60岁的顾准被确诊为晚期肺癌。深知大限将至的他把吴敬琏叫到医院，冷静地嘱咐：“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当年11月15日，顾准口述遗嘱，其中有“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

在顾准最后的日子里，吴敬琏常伴左右。他亲眼目睹了顾准临终的一幕，并随护士一起将其遗体推送至太平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且是那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回家的路上，吴敬琏感到特别特别冷，觉得身处一个冰冷的世界，而顾准就像是其间一点温暖的光亮。　　

在成名成家之后，吴敬琏多次表示，顾准是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吴市场”与“吴良心”

顾准走向生命的终点，被他寄予厚望的吴敬琏正式进入学术的爆发期。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吴敬琏继承顾准衣钵，主张市场经济，不仅成为一个启蒙性的经济学家，更是具有政策建设和方案设计能力的“工程师”

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与刘国光、董辅、赵人伟等经济学家一起，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1984年，他参与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的写作，对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行正名；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种“整体改革”的思路，催生了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1992年，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了“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

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今天回过头来梳理，吴敬琏的众多政策性建言，都为决策层在制定一些国家战略时参考或采纳，事实上，他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遥想1990年，吴敬琏在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呼，这在当时可不能算是一种褒奖。但在此后的十几年，吴敬琏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今，在“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下，一些国人将吴敬琏捧上了天，称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吴敬琏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觉得自己的成功应更多地归结于机遇，就像当初顾准赠予他的四个字――待机守时，他只是碰到了好的时机。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开始了解并尊敬这一位经济学者'大约要从2000年开始。正是在那一年，吴敬琏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中国滑人“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2001年，吴敬琏把股市比喻成“没有规矩的赌场”，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引发了一场由学者、公司、股民普遍参与的激烈争论。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他，此后两年连续在《财经》杂志和《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阐释主张：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即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正是那两年的言说，为吴敬琏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美誉。

2004年初，“新自由主义”遭到批判，七八月间，“郎顾之争”再次引起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升温，同时产生了“经济学家干什么？”的疑问。吴敬琏公开表态不同意“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观点。他提出，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如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

同年7月，吴敬琏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针对“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他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当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认为“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这场由经济学者普遍参与的激辩―直延续，至今未分胜负。

也许，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大的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这些论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而由全盘参与者吴敬琏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话说回来，在专业的经济学论坛以外，吴敬琏勤于在其他场合发表观点，这恐怕与他报人世家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几乎每年参加政协会议，他都会对媒体记者发表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从“全民炒股不正常”到建议加征燃油税，以“当政协委员就不怕挨骂”的底气，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热烈争论。

唱好经济与中国情怀

近日，吴敬琏与林毅夫之间的观点分歧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两位都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也都是“中国经济唱好派”的领军人物，而今却在中国宏观经济的预判上出现异见，让学界和民间都有些诧异。

刚从世行卸职首席经济学家、荣归故里的林毅夫，近期频繁表态称中国经济还有潜力保持20年8%增长的判断；而吴敬琏却认为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没那么乐观”，对林毅夫所提出的“以投资拉动GDP”不以为然。林毅夫提出政府在企业创新中应起主导作用，吴敬琏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创新应该是企业行为。林毅夫指出“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实施以投资为主的反周期措施。”而在吴敬琏的理论框架中，原有投资拉动经济的支撑因素已经不复存在，通过进出口弥补国内消费不足的趋势也已经发生改变，这让当前的宏观经济进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于是，当林毅夫四处推广他为“中国模式”背书的“新结构经济学”时，吴敬琏却回到了他十年前的立场，呼吁中国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不过，吴敬琏本人并不认为他与林毅夫的异见是很严重的问题，毕竟，“三个经济学家就有五种意见”。他想要强调的是，当前中国处在改革“再出发”的关键时期。

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这位满头银发的学者一脸凝重地做了主旨报告。他说：“最近我到一些地方'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然而各地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去年主要的办法是引进央企，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引进央企投资，从几千亿到两三万亿，‘口惠而实不至’。项目列了，进入的却不是太多。今年的做法许多省如出一辙，都自己作出了气魄很大的投资规划。上星期初各地报来的投资规划大概7万亿，到周末已经到12万亿了，而现在的数字已经达到了17万亿。钱从哪里来？这是很大问题。”

不过，尽管焦虑，尽管忐忑，吴敬琏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信心”，依然坚定地站在“中国崩溃论”的对立面。在总结了各界对改革顶层设计所进行的讨论后，他认为中国各方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和概率有所提高。在他看来，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大体应涉及三个领域：

1）在私用品领域，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农地改革等；

2）在公共品领域，推动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等；

3）在“第三领域”，发展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建设等。

这种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与其说是出于理论和思辨，不如说是出自本能和情怀。对国家的热忱，对民众的关怀，可以说是他永远的情怀。就像知名财经记者吴晓波在其作品《吴敬琏传》中指出的，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

1）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

2）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吴敬琏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其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在五七干校的席棚里如是，在“中国模式”的难关前亦如是。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乐观与愿景。吴敬琏曾对女儿坦言，自己虽然老了，但对于生老病死，依然“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件。如果做不到，他死不能甘心。

三十多年前，刚刚声名鹊起的吴敬琏曾跟记者畅谈过他理想中的退休生活，那将是一种远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

而今，已经82岁的吴敬琏，保持着一种令许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的工作节奏。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写文章、作讲演、给学生上课，还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中国经济改革的使命感和危机感，犹如舞蹈者永远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让他一刻也不能放松；

即使在他自己期望放松的时候，那双鞋也会缠绑在他脚上，鞭策着他，―直认真地舞下去。

本文转自：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中国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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