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离职前的遗憾：房地产业弊端大得不得了
200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
“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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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一个务实的明星政治家，留给时代的财富，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辉煌的时代中，有很多微妙的变局，宏观至国家、微观至个人，举手投足间，隐约浮现，虽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来。
每一代人，都会形成多股力量，流向不同的方向，却分明又指向同一个结局——无一例外尽他们的本分，充当过渡人的角色，沟通过去与未来，有的被历史洪流冲刷淹没，而有的则被镀金瞻仰。如此循环往复，看似无情交替实则充满代际传递的温暖。
社会格局中，政治的力量举足轻重。它以其他社会力量统领者的角色出现，很多领域的力量为它所成就，但它又被各领域的力量所牵制。而政治中，政治人物的作为又是重头戏。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一个绕不过的政治人物。
对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难一些，我们需要不断在其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既要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还要找到其个性和行为与时代的关系。幽默、睿智又有几分政治浪漫的朱镕基，其个性恰到好处地与时代契合在一起。
时代需要一个“敢干，敢言，敢爱，敢怒”的政治人物，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主张，使他成为时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礼物”。时政作家凌志军一语中的：“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
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成功地使中国经济稳健发展，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
距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1993年，已20年有余。
朱镕基的铁腕政策使得过热的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这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
自那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强势顿消，有力的政府举措功不可没。
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朱镕基当机立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成功渡过“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时刻。这彰显出作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所具有的智慧与魄力。
朱镕基留给时代更为重要的财富，还在于其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于改革难度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把握，以既“悲”且“壮”的勇气，矢志不渝地在经济社会领域实施改革。当然，各领域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则刚刚破题。尽管也有少数人对其不满，称其为“经济沙皇”、“中国的巴尔戈乔夫”，但其所主张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显了人们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识，而朱镕基在遭遇种种改革桎梏后表现出的莫大勇气与毅力，则进一步推动了不能不改革这一共识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场合，朱镕基直白地表现出对改革的热忱与决心：“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朱镕基坚持改革的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在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已有所展现。1994年，朱镕基推出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参事室总理后，其言辞浪漫与改革务实之风不改。至今，人们还在反复品味其新任国务院总理时的誓言：“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
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
现在很多领域，我们依然沿用他的智慧与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分税制管理体制至今仍在实施，增加了中央财权，使我国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缓解，并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从市场化角度规范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割断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同基础货币的联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其职能越来越集中，瞄准监管金融机构与货币市场，通过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同时，货币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贷款规模、现金发行等直接调控方式向贷款限额管理、再贴现、利率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转变。1994年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意义深远。
1994年1月1日，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72∶1，双轨制终于画上休止符。通过此次改革，人民币回归到按市场定价的价格线。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原则的国企改革，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以市场化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有人称，朱镕基的各项制度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与市场接轨的问题
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一个人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梦想、智慧、热血、壮怀和勇气终将被岁月之河卷走，不过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不会戛然而止。如同诗中的智慧：“对于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间的野草，就像野地的鲜花，曾经那样的繁茂。当微风吹过又吹远，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一个总理的忧伤
时代潮水汹涌，形成大片漩涡。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漩涡吸走冬天，就能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春意盎然。
然而，很多时候，改革路上梦想却并不能成真。
即使是国务院总理，也有他的忧伤——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以至于任期满五年后朱镕基带着并非“功德圆满”的遗憾离职。
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 “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总理都无能为力。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给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
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
“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
“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
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有些当年曾困扰朱镕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国金融体系更为牢固，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被称作中国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松绑”；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机制更为完善……
关注民生，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
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
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共识之光：这个开放的时代需渐进、改良地前进
入世多年来，中国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娴熟地借力西方现代化，迅速与国际接轨，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大大缩减。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迟迟达不成开放这一共识，我们不知还要自吟自唱多少年，还要走多少弯路，万千繁荣的梦想可能被“闭关”碾作碎片。
一方面，我们以开放作为蜕变的关键跳板，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需不断锐意改革，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以适应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
改革形式取得的辉煌成就，印证了其正确性，我们的大方向并没有错，这是众所周知的共识。
同时，改革更需整个社会自觉而理性地推动，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继续前进，这亦是毋庸置疑的共识。
1997年，被称作“朱镕基经济智囊”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回答“谁是新一轮的改革动力”时，回答“以理性的知识分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朱镕基时代的辉煌，并不是朱镕基个人造就的，辉煌的背后也离不开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各部门尽心尽力的工作，以及广大平民大众对其热烈的喜爱与响应。今天，改革推动者的力量已越来越强。
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悲情，也折射出改革的前行路上依然荆棘丛生。改革没有理想主义的“一刀切”，某些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也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改革是一个渐进、改良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也需要耐心与技巧及斡旋，大凡有真知灼见者，也会不约而同地达成这样的共识。
有人不满地质疑：这不是在和稀泥吗？难道没有非黑即白的大快人心与酣畅淋漓吗？
复杂的现实证明，线性逻辑就是那么幼稚，一度“计划派”有过这样乌托邦式的设想：只要进行集体式制度抉择，我们就能一脚跨入共产主义，结果美好生活更加遥远；一度“市场派”有过这样的狂热：只要脚迈进市场的门，一切贫穷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结果市场的力量也有不足，美好的期盼偷偷从窗口溜走……
人们一再渴望一蹴而就，但“一蹴而就”这个并不包含多少贬义色彩的词汇很难直抵“一劳永逸”的目标。初次以新的姿态适应这个世界，是如此新奇而前途叵测，人们乃至社会的直接本能反应会让其遭到挫折。即便是真理与规律，这些在某个时间点上被证明是板上钉钉的东西，当它们在实践中被运用起来时，依然会撞上乱离的岁月，遭遇被人唾弃的颠沛，有时还会自我圈禁，人们为自己戴上锁链却还不明所以。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讨论理想时，可能会忘记真实的情况比任何时候的想象都要复杂，现实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分工组成的多元社会，天真并狡黠、自白并暧昧、清晰并模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浑然不知。
时局笔锋急转直下的时刻少之又少，某个重大抉择之后局面也未必就豁然开朗。一切美好愿景，皆以社会共识循序渐进的建立为前提。一旦缺少共识，方向再正确，内心再坚强，领路人也可能陷入“目标过于远大，身后无人追随”的孤寂中。
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片段里，人们曾经以为理想的国家遥不可及。1945年4月的一天，女作家苏青对女作家张爱玲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张爱玲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一声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这个世界，终究一天天在变好，而时光这条巨流之河经历过无数跌宕乃至回流，正涤荡出富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透亮本色。昔日的争论，如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等话题如今已变为中国社会的常识。
随着社会转型与改革的推进，各种问题也更加趋向复杂与细微，在此类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可能无关意识形态，更多的是涉及实现共同目标的路径、手段。达成共识的领域可能更广，也较多趋于细微化。
很多历史的真相，常常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适度的疏离，才会被凸显得更为清晰。然而，“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共识，无需等待历史考验，它的正确与明智正时刻被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证明。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如此从容地去包容和融合各类思想火花，并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才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前进路径。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醒：
最为基本的经济原则：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市场竞争、正确的激励、稳健的通货、可持续的债务——并不对应唯一的政策组合。
好的制度是那些能够使这些第一级原则充分发挥效能的制度。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改革者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根据当地的约束条件和充分把握当地的机会，创造性地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制度设计之中。成功的国家就是那些善于利用这些政策空间国家。
关于未来，我们的共识是：在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注重创造性和灵活性，关注国家利益，更关注个人权利、生命与财产，让人们得以“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需要我们的政府以及所有的人，于时间的长河里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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