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1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

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防止危机发生。

看了吴敬琏的这番议论，让我想起了1988年的一场理论与政策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四次紧缩噩梦。

一、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性冲突

1988年，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价格双轨制”：企业原有的计划内产品按计划价格，新增产的计划外产品可以按市场供求灵活定价。由此而来，“寻租空间”急剧增加，导致日趋猖獗的“官倒现象”。为了加速价格并轨，1988年制定出价格闯关的改革方案，结果出现了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并引发了“吴市场”与“厉股份”之间的理论与政策之争。

李肃与所有制改革”召开研讨会，会后，我给《理论信息报》写了一篇文章，概括这场理论争论的三大本质：

第一，在改革前提条件上，“吴市场”关注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改革，“厉股份”重视市场基础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价格信号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也是传统国有企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基础。因此，价格改革与市场环境再造是重中之重。

在厉以宁看来，双轨价格也有价格，也在刺激企业市场竞争。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国有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没有造就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从而分割封闭了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其无法按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流动。因此，应以传统企业的股份制再造为大，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制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吴市场”主张用政府手段紧缩经济和抑制需求达到供需平衡，扫除价格改革的最大隐患——通货膨胀；而“厉股份”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市场主体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达到短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才是供求平衡的解决之道。

吴敬琏认为若要避免价格放开后的轮番涨价与通货膨胀，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手段，紧缩、紧缩、再紧缩，把过热的投资与需求拉下来，形成较为宽松均衡的经济（市场）环境，然后再放开价格，解决双轨制问题。而厉以宁与之相反，认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供给不足。厉老认为股份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环境的关键，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产权制度，使资源要素在各产业和各企业间自由流动，以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最终达到相对的供求平衡。因此，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场不断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的制度保证。

第三，在改革的最终目标上，“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厉股份”则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以市场环境建设为首要目标，认为紧缩经济和淘汰劣势企业不可避免。因为，只有经济冷却的市场环境，才能使企业在正确的价格信号下平等竞争并“水落石出”。

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前提，他更关注短缺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调整，认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金资源的高效流动，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因此，牺牲发展速度换来的价格改革，与短缺时代的发展目标相悖。

这场争论的本质意义一直被人们局限于微观性技术层面，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对日后30年宏观经济政策层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1988年至今，当年那场心理型的虚假通货膨胀，如同鬼魅一样与宏观经济政策如影随形，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有吴敬琏经济理论偏颇的深重影响，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四次灾难性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至少延缓了15年。

二、通胀恐惧与紧缩政策的灾难性后果

在吴敬琏与厉以宁的争论上，我们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厉以宁一方。但是，从1989年至2012年的三届政府都有吴敬琏的紧缩经济偏好，并对这种紧缩理论有过四次极其恶劣政策运用：1988年治理整顿遏制了农村承包制以后的市场内需，葬送了一次城乡平衡发展的大好机会；1994年紧缩银根搞出4万亿银行黑洞并毁掉了城市竞争性国有企业，几乎败光了40年的国家家底；2005年宏观调控全面打击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热潮，丧失了全球制造业大国一鼓作气的升级机会；2009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刚刚开始生效，紧缩之声不绝于耳，经济政策陷入东倒西歪的窘境。

下面，我们对这四次紧缩进行简要描述：

1、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价格改革的心理因素推波助澜，把计划经济票证管控的隐性通货膨胀扭曲显性化而爆发的。本来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增加供给来加以解决。但我们的政府相信吴敬琏的理论，开始了一场唐吉坷德式的风车大战，治理整顿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增速掉到谷底，企业在三角债的缠绕中痛不欲生。一直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经济4年左右的恶梦方告终结。

2、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有局部地区（海南等）与局部产业（房地产等）的特性，我们再次把它当作全局性的经济过热，全面收紧银根，不仅摧毁了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而且把城市竞争性国有工业逼入死路，最后不仅使中国GDP再次掉入井底，还把国有银行全部逼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由国家补贴了3万多亿人民币才度过了危机。这次经济衰退，真的达到了“水落石出”的目的，竞争性城市国有企业全线覆亡，下岗职工成万上亿，这场灾难几乎败光了40年的国家家底。幸亏有加入WTO的历史机遇，中国民营制造业走入世界，才结束了长达4年以上的衰退。

3、2005年以后的通货膨胀，明明是能源与矿产资源全球涨价的结果，又被人们当成过度投资来胡乱投医，收紧银根、回笼货币加严管投资，中国经济第三次掉入黑洞，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加剧了这场4年之久的困惑，如果没有4万亿的救市投入，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

4、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受其严重影响全面下滑。于是，上届政府似乎开始如梦初醒，认真反省宏观调控的政策失误，推动了4万亿政府投入的经济刺激，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

但是，刺激政策刚刚收效，马上又是一轮通货膨胀担忧和房价上涨恐惧，进入2010年底，宏观调控又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再次掉入全面下滑的困谷。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路下行，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资金的流动性不足愈演愈烈，工业投资进入50年低谷，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因经济衰退而凸显出来，……。于是，中国经济又被摇来摆去的宏观政策耽误了转型升级的近3年。

总之，从1988年到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始终只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在做支撑，无为而治的政府，一遇经济升温就神经紧张，四次误用吴敬琏的紧缩经济理论，前后延误了中国15年的发展机会。

三、传统自由市场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异

今天，在宏观经济政策再次开始松动之时，吴敬琏又一次出马力戒，所依据的还是那套传统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坚持紧缩政策就能让不良企业水落石出，并在优胜劣汰中消灭过剩产能。

在吴敬琏看来，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他给出的六点对策全是传统自由市场化的建议，既无新意，有无实意。如：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与此对应，我们提出的对策是：超越4万亿刺激的局限与偏差，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五个方面进行20万亿的刺激性投资引领，推动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即：

启动上万亿农田水利建设投资，靠喷灌滴灌的节水效益良性运作，拉动农民内需与消化过剩产能；

发放数万亿传统产业集聚内迁的贴息贷款，再造打通内需外贸的全新高效产能，拉动设备投资并化解地方债务；

投入过万亿的股市托市资金，推动股指上万点，聚焦技术创新、新兴产业和互联网革命；

动用4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在全球投资并与中国经济战略互动；

实行全面的货币宽松政策，推动银行利率大幅度降低直至趋零，逼退国际热钱并引领百万亿闲钱进入市场化投资。

对比我们与吴敬琏的政策建议差异，不能用保守与激进来简单概括，而是要从经济学的基础来认知分歧。当年我参与吴敬琏与厉以宁的改革路线之争，曾经发表文章论述两人各自的思想矛盾：吴敬琏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改革派，但在政策上却竭力主张用政府强硬手段紧缩打压经济；厉以宁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派，但在政策上没有从市场主体改革全面深入到政府主体的改革，他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派观点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长期没有得到决策层的重视。

众所周知，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没落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80年来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流派，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能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必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1、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流行于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用财政支出促就业和发福利，靠看似无效的投资拉动了全社会有效的基本需求，拯救了崩溃的美国经济。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派，1950年代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与19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晶。

运用4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在全球投资，就是用凯恩斯主义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投资方式，吸引全球基金管理精英，用民营官助的创新模式运筹全球化投资，把经济刺激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2、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到了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元全面贬值，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涨状态”，供给学派登堂入室。

传统供给学派反凯恩斯主义，主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要用减税与保护投资来完善市场环境，而不能靠政府的人为干预。美国的里根总统信奉供给学派，他推行自由化的“里根经济学”，其执政业绩举世瞩目。

日本1970年代后推行产业倾斜政策，靠产业升级的供给变化来提高全球竞争，拉动国内外的市场新需求。这是比“里根经济学”更激进的供给学派，由此给日本带来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繁荣。

农田水利建设的水权运营投资、贴息贷款的产业集聚转移投资与股市托市的产业升级投资，就是用供给学派理论实施中国的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并同样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释放与产业升级换代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3、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货币主义也是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认为政府不仅无力把握总量投资，更无力把控倾斜投资，而货币发行量的收放可以调节经济周期和波动，政府只能掌握一种调控方法，就是货币发行量，衰退期降低利率，过热期紧缩银根，其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该回归市场。

2008年之前，各国都是以本国经济的货币需求量为准，货币主义在正常思维的范围内运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疯狂运作，日本紧跟其后增发货币，推行“安倍经济学”，其实质是靠增发货币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对全球发动了货币贬值的金融战争。从美日的运作效果看，两国的经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交叉使用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绿票子和36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红票子，就是用货币主义参与全球的货币战争。但是，我们主张借鉴美日的量化宽松方式，把高效运筹4万亿美元投资与适度通胀的低利率运筹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吴敬琏是停留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思维里坚持他的打压经济政策，而我们的20万亿强刺激政策，则是反对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力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