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思想对现代商业的影响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中国人依然榜上无缘。

诺奖是经济学的最高殊荣，不仅代表着个人在经济学前沿研究领域的最大成就，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

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但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相比在金融贸易实战和思想理论上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迅速，创造了繁荣强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和初级材料基础上获得的。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出现的几大商帮像晋商、徽商、闽商都是非常出色的。以晋商为例，其当时势力横跨亚欧大陆，甚至远在欧洲也有他们的身影。然而是什么原因是中国的商业在发展到顶峰后又迅速衰落下来以至在近代的商业战争下遭到惨败？在众多历史原因中，有封建主义的压制的原因，也有外来侵略的影响，这里我们谈一谈儒家思想上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意识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巨大的影响作用，独尊儒术的一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基本统治了国民的头脑，被历届统治阶级所认同，某种程度上，在儒家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体系。

我们回头看一看能够纵横商界数百年，几经转型而屹立不倒者的首推晋商。以财力而论，晋商独霸票号业，财力之雄，令洋务派新官商瞠乎其后。但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许多企业虽然渡尽劫波，却最终代不绝嗣，有的辗转海外，有的则转变为现在的国有企业。而晋商却如沙漠中的暴雨一般，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这又作何解呢？在近年来对晋商的宣扬推崇中，我们发现“以义制利”是行商之道的中心理念。

以义制利的实质是“义以为质，义为根本”，把义作为人生的第一原则。“义”是先秦儒家经典中确立的道德规范，一旦被移用作商人的价值观，就使本来出身驳杂的商人，具备了儒商的气质，也算是中国特色。而商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本质即“自利”，贱买贵卖是一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这却与儒家所倡导的先义后利从本质上是相违的。

在数百年的经营中，晋商一方面要求子孙自小学习儒义，而成年后却宁可抛开千百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继承家业经商，“学而优则商”。诚然是为了家族产业的发展壮大，毕竟只是学了满脑子的道德经文，其票号在兵连祸结中，宁可自己破产，也决不失信于民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这决计是不合时宜的。这样在实际商场的明争暗斗中如何能赢得过？即使在封建时代赢了中国，但现在又如何能赢得了世界？这样看来，死守着儒家思想的儒商们在现代与西方资本家的经济战中，怎么不失败？

自古以来，只有一种商人可以长袖善舞，长盛不衰，即与官僚发生某种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官僚或其亲属，或者与官僚发生解不开的黑幕利益千千结。说白了就是“官商”。金钱和权力向来都是分不开的。宋真宗的《神童诗》中写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把商人排在社会的最底层，士为四名之首，就是官僚的预备队。

为什么儒家会提出“以义制利”这样的商业思想呢，因为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性本善是其思想的根本。他认为人性本善，人是因为到了社会中才逐渐被污染，从而会有自私贪欲等等。而西方的原罪论中承认人性即具有自私和贪婪，事实也是如此，在物竞天择的大自然中，人类能生存至此并且成为万物的主宰，在亿万年的淘汰中天性就形成了自利的因子。有句话说得好：自私和贪婪使这个世界快速发展。而儒家却避讳这一点，可能是为了塑造仁君和礼仪之邦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性中最本质最真实的一点。儒家提倡的诚信是很好的，是可以照见未来的。但儒学思想家们却过度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点，为了塑造仁君和礼仪之邦的形象，而压制了人性的发展。

商业是一门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艺术。儒家提倡的以义制利和诚信为本是件好事，但它对商业和市场片面的分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态度使儒商们与真正的商业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也就无法正确的运用市场这一手段。比如说，中国的大商人几乎也是大生产者，他们同时负责生产和销售的环节，也许这样在封建时代可以更稳定地进行商贸，但无疑限制了其业务的扩大，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理人文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从资本的原始积累、产业革命到现代新技术革命时期，都是充分利用海洋，将资本增值、殖民扩张，商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传播的范围伸抵天涯海角。海洋为近代工业文明提供了纵横驰骋、争雄称霸的领域。从根本上讲中国就是内陆国家，而不是海洋大国，封建主义时期清廷又下令“片板不得下海”，更是造成近代中国商业落后的一大原因。西方的产生像希腊等是海洋文明，他们先天不足，所以富有冒险精神，中国在封建时代所仰仗的是土地，即农业，其中稳定、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从根本上就限制了商业思想发展。

虽然说，儒家在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为世界商业界树立了一个不朽的丰碑，但其过度依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否定市场经济调节的做法也给中国商界带来思想上的负面影响。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商业界凭借着儒家的诚信和开拓的精神，一定能在国际化的商界大潮中独占鳌头。

儒家思想对商业的影响

一、我国儒家思想现状

1.1 儒家的中心思想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是由儒、释、道三教揉合而成，其中儒家学说更是根深柢固地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思想。

「儒」这个概念虽然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甚至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孔子前各种有「术」之士；然而，「儒」成为一家之说，孔子确是一个划分历史的开创性人物。孔子的贡献，在于「删诗书」、「演周易」，对传统文化「述而不作」地整理、过滤和阐释。他的关注点是现世的政道人伦，与其背后的理据「仁心」。他「不语怪力乱神」，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传统带有宗教意味的文献，如易卜礼仪及神话传说等，他一概将之道德化。因此，先前包罗万有、错综复杂的中国早期传统文化，流过孔子时，便被过滤及转化成为一股唯道德、重现世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学说是谈现世生存之道，而生存之两大范畴是政道与人伦。政道方面，谈到领袖如何治国，国际间如何共处，并且如何将人性的光辉推广到天下。而人伦方面，则论到人若要生活得像一个人，必须肯定人类社会五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亦即五伦。在这五种关系里，各人要尽自己本份，履行角色中的责任，并要恰当地对待对方。这一切行为背后之理据就是儒家义理之核心──仁心学说。「仁」这个观念，即人类原善生命的本质与呈现，类似基督教的「爱」，是统摄全德，又能通向诸德之理则；是转化内在生命和外推影响别人的动力。对于孔子来说，其实「仁」已超乎一个德行的概念，而是儒学哲理系统中之本体。换言之，这便是儒家信仰之核心所在。

正如杭廷顿在「宗教文明之冲突」一书中所预言，儒教文明正在冒升，将与世界其它宗教文明对峙而立。以前是谈儒学在政治应用上之影响，现在则谈在经济效益上之影响。除了中国，其它所谓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儒学或华人的影响。在学术界方面，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均设立专门部门研究儒学，甚至中国大陆也大量出版儒学书刊，召开学术会议，设立专门科系，以推动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至于海外地区，则以美国波士顿地区成为西方儒学研究的重镇，这些外国的汉学家甚至戏谑说他们的是「波士顿儒学」。由此可见，儒学之复兴，不单是中国人探求文化出路所要思考的问题，亦是世界学术群体所关注的宗教文明。作为一个面对未来和面对世界的中国基督徒，儒家实在是一个我们要深思对话的群体。

1.2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思想

1.2.1 管理者与儒家思想

对于企业管理的主体——管理者，自身修养的高低和领导能力的大小，对于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儒家强调自身修养的理性品格，强调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先有司，赦小过，巨贤才”，“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中虽然有些语句是以国家的经济活动为假定的，但也可以借鉴到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成为经营管理者应具备的一种风范。作为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不能仅仅单纯是一种忠诚或信任的纯字面含义，进行充分的交流是建立双方信任的最好方式，而在交流中，适当地让员工了解你的人情味，更容易赢得员工的信赖和了解你对他们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经济界的经营管理者才以儒家思想为其座佑铭，作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准则。

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例，丰田汽车创业者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个字，就是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的启示，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理念支配下，使丰田纺织技术成为当时日本对外技术出口的先例，在丰田汽车公司创建之后，根据时代的脉搏，其管理者在座右铭中又加入了“智、仁、勇”三个字，出自《中庸》“好学近乎智、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强调了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勇往直前的精神。至此，丰田公司的继任者们就以儒家的“天、地、人、智、仁、勇”作为丰田汽车的支柱，成为丰田汽车发展的经营之本。

1.2.2 员工与儒家思想

对于管理的客体——员工，如何从人性的角度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运用的关键所在：

在管理手段上，孔子的经营管理在以人为主的“软性管理”领域中，其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这种“软性管理”的主要特点就是情和理。孔子认为，经营最关键的是人。强调所谓的实际经营就是抓住人心，用感情打动被管理者是经营的基础，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极力提倡施行仁德，给人们应得利益，以仁的手段连接人心。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人道主义，主张人对人的承认，肯定人的价值，通过仁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统一，大力提倡“爱的管理”和“人情味管理”，这对于克服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全面物化、个人主义等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特别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注重修身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张“守礼”，“内省”。这就要求在现代管理中必须信任员工，尊重员工，让员工感到企业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强调自我管理，变员工的消极、被动状态为积极主动的行为，让每一位员工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管理，真正使人才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言“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为管理者提供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对工作“乐此不倦”的策略。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就有这样一句名言：“让想做的人去做吧”，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经营理念。

在人才管理上，如何不拘一格、知人善任，是儒家人性观的一条基本原则。

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人才对企业的兴衰关系重大，所以发现人才和“量材适用”实为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得人才者先要知人，要“知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论语为政》，从而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知人的目的是善任，成功的经营管理者实际上都很善于用人。正如日本本田公司的创始者本田宗一郎所说：“如果能使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按自己所想有所作为的话，那么他就会对工作发生兴趣，所以，这样做是经营之上策。”本田公司就是采取这样的用人之道，并获得了成功。

由此可见，以日本的本田、丰田、松下等为代表的世界著名公司的崛起，都是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色彩。儒家的人性本位的思想，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高产乃为善”的劳动道德，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过程中，在充分利用和吸收儒家合理管理思想的同时，还要与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推动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1.3 儒学的影响

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正面影响，是能以道德理想诱发人性积极奋发上进，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都是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儒学也为群体生活的基本关系，奠下了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之伦理原则，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重德的民族。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昔日儒学的特色，是凝聚民族的丰厚精神资源，但时移势易，今天却成为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包袱。

二、儒学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2.1 儒家思想的弊端

儒学的最大诟病，是未能随着时代变迁而成功地自我转化，只剩下缺乏内在生命的仪文形式。例如：

1. 重三纲；强调君权、父权、男权，一方面鼓励愚忠愚孝、三从四德，另一方面导致男性沙文主义占据各种领域。

2. 讲亲疏；易造成强调「脉络关系」、「派系门第」及「用人唯亲」等现象。

3. 讲人情；强调情理兼备，本来也有其好处，但当来到法律不外乎人情，易造成「徇私枉法」、「只手遮天」、「一家天下」及「无法无天」等现象，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的客观法制和司法独立精神，始终未能完全建立。

4. 儒家追求学问之过程过于道德化及唯心化，轻看实利小学；结果虽有先进的逻辑学及数学作为基础，但现代科学及客观知识始终未能自发地在中国文化土壤孕育出来。

5. 重高亢理想和微言大义；结果失诸于实用效益。

6. 重群体和谐；导致安于现状，缺乏竞争能力，独立人格的个体也难于发展出来。

7. 重人本现世，不谈鬼神来生；结果未能对中国人提供一个整全的宗教信仰，这也解释了为何释道二教能迎合中国人的宗教需要，与儒学形成三足鼎立的现象。

2.1 对管理者决策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决策方式受传统的君臣关系的影响。传统的君臣关系的总原则是"惠忠"，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实行仁政，要有恩惠加于辅臣，同时做辅臣的一定要忠诚，要以诚心奉事君主。在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提出了"按等级固定消费"的观念，孔子就执著地贯彻"俭不违礼"的原则，一次，他的学生子贡想免去祭祀中所用的羊，孔子就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述而》），认为羊不能免。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后来，苟于又详细论证了这种思想，他把封建等级制度和满足人们"欲求"的"给养"联系起来，认为制订礼仪就是要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时"使有贫富贵贱之等"，不允许越级消费，"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这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此外，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影响着中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孔子说："中庸知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见，儒家把中庸思想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其中"和为贵"的思想就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原则。

由于上述儒家文化对中国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的特点。

2.1.1 不善于对下级授权

由于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企业当中上下级之间较大的权力距离，这种大的权力距离表现为企业当中的管理者等级秩序严格，权力较大者拥有相应的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在西方人士看来，中国企业里高层与中、低层管理人员的权力距离显著地大于西方企业，这种权力距离方面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各级经理人员的薪酬等级结构反映出来，据《世界经理人文摘》中文版1998年4月号所载的"第十次亚洲经理薪酬调查"的数据，在西欧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年薪通常是初级管理人员年薪的2.6倍，在台北，相应的比例是3.2倍，在上海则高达4.8倍。出于较大的权力距离的存在，使中国企业里高层管理人员拥有比他们的西方同事更大和更广泛的权力，而中、低层管理人员得到的授权则远远小于西方的同等级人士，因而形成了中国的中、低层管理者不善于做出决策的行为特征。

2.1.2 决策上的集体主义

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通常群众观念较强，形成了群体决策，民主集中的决策风格，这也是在访谈中为美方管理者批评的一种行为特征。他们认为中方管理者往往以一致同意作决策，而往往不愿意说，"这是我做的决定，我来负责。"事实上，群体决策确有其不足之处，即权力相对分散，责任不易明确，行动比较迟缓，有时候效率较低。但是这种群体决策又有其无可替代的优点，即能够集思广益，使领导集团在知识、能力结构互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领导的整体功能和决策能力。

正如在访谈中中方管理者对自己的决策系统的评价，他们认为在中方管理者眼中，决策是一件大事，不仅要听到各级管理人员的声音，还要听到广大员工的声音，以及客户和消费者的声音。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已不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要达到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社会满意的四满意目标。在这一复杂的决策过程中，个人决策日益体现出其局限性和弊端，而群体决策则充分体现出了其在复杂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有效防止个人或单方专断的作用，有利于保证和维护合资企业的整体利益。

2.2 影响国际合作

当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当中的决策，因为在很大的意义上，决策就意味着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更成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企业的决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条件制约外，主要是由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所决定的。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包括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预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等。其中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对其决策行为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文化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一份对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进行的调查访问可以得到说明，该访问访谈了北京地区10个中美合资企业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级管理者，结果显示，双方管理者对对方都持有某些偏见，这些偏见尤其体现在对对方决策风格的消极评论上，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

第一， 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

1）不作决策。他们认为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

2）一致决策。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 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

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双方管理者在涉及到决策问题时，大都感到很不愉快。

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对合资企业领导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上述决策问题上的跨文化冲突做出一些解释。

三、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3.1 完善管理中的儒家思想

3.1.1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必须重视挖掘人的潜能。有中国“阿信”之称的浙江步森集团原董事长寿彩凤说：“办企业要依靠工人，利润是工人创造的，不靠工人靠谁？要依靠工人就要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力量，尊重他们，同时还要保护好他们的利益，这样工人就能跟你一条心了。”虽然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效益直接贡献的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先进设备是由人来操作和创造的，之所以正常运转还是要依靠人来完成。所以人的行为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现代管理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必须尊重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管理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能，它决定人的行为，是人活动的动力，可能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才能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要求不但要关心人的物质，更要关心人的精神需求，使员工通过企业的贡献，不但物质上得到应有的满足，精神是也找到了依托和归属。

a 增强员工价值的认同感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员工的知识水平提高，员工的活动空间增加，除了选择工作环境条件和报酬外，他们更看重工作的挑战性，乐于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感、成就感和胜利感，渴望自己的作为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使自己所创造的价值得到认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激发其不断努力进取的动力。企业必须尊重每一位员工的劳动成果，对企业贡献突出的员工在物质和荣誉上必须给予双重的奖励，使之成为员工心目中的学习榜样和典范。

b 创造宽松环境

知识型的员工越来越表现出在工作中不只是寻求一个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且是寻找在文化上同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相和谐的工作场所。他们不需要完全依赖于领导的监督与控制，更多的是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更多的是在自我激励、自我控制中完成本职工作的。如果完全依靠严格的制度来管理员工，必使其个性压抑，情绪低落，创造性得不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因此这时候，企业的领导更加注重宽松的工作环境的创造，形成一种对工作注重结果和绩效如何，不强求指定的方式和途径的管理思维。

c 提倡员工自我奖惩

要使员工善于从工作中寻求乐趣，享受工作中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使员工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超过了岗位责任对他的要求，而且完全出于自愿。强调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形成“不须扬鞭自奋蹄”的局面。

3.1.2 推行“互交式”管理

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管理思维，在管理中突出体现领导与员工上下平等，只是分工不同，目标是一致的，领导在工作中应少一点命令，多一点帮助和引导，与员工融为一体，坚持群众路线，使领导成为员工的良师益友，是员工的行路指南针，是企业航船的舵手，员工则是领导的得力助手，能积极真诚地帮助领导改进工作，提出忠肯的意见和建议。

3.2 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现代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不仅在于其企业制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于其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建立在新教伦理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中传统的生命信仰形式和价值理念。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可以学习其理性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但很难通晓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西方人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生命信仰形式和源自其宗教道德传统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东方企业的制度硬件可以是西方的，但是，企业制度的软件“人”，则只能是东方的。

所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硬件内容中国有企业家可以从西方移入，并依照中国的国情综合改造为我所用；但中国企业家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和人格风范是不可能从西方移入的，这是必须在所属文化传统的熏习中积淀下来的。这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升级的反传统思潮冲击下已衰落势微。因此，重塑中国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成为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紧迫要求。儒商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要求的具体体现。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利，是指企业的经营效益。义利合一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互依存。从儒家的企业伦理来看，义是利的基础，利是义的结果；义是利的指导，利是义的实现。义是企业通过其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利是社会获得企业满意服务后以利润形式给予企业应有的回报。在涩泽荣一看来，记载儒家道德教训的经典《论语》代表义，精确计算企业成本效益的工具算盘代表利，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必须坚信“《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必须坚信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合一，不可分离。“打算盘是利，学《论语》是义，应不断根据《论语》之义得出算盘之利，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义利合一在涩泽荣一看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义利不分。他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不应该出于私利的考虑去做。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符合伦理的目的。所以，《论语》中“放于利而行，多怨”是指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身企业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但是不适用于工商领域，因为追求利润是企业存在的前提。

3.3 儒家思想值得肯定

21世纪将是东亚崛起的世纪，它将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也将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样就客观的把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沿。1997年以来，东亚由金融危机而演变为经济危机，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这说明东亚经济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举头轻重的作用。西方一些人认为东亚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是全盘接受西方经济管理模式，否定悼念东亚模式，就儒家文化圈而言，这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是韩国，但以团结顽强称著的韩国人并没有被经济危机所压垮，韩国人捐钱献黄金，表现了一种克服经济危机的勇气和决心。其实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和主题精神。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危机，不是也克服了，走过来了，难道东亚就克服不了，走不过去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是多元的，儒家模式也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传统儒学是极为古老的文化形式，它是以小农经济为土壤发展起来的道德人文主义。就传统儒学本身根本没有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内容，就儒学的负面价值而言，对现代化也有一定的排斥性。这样一种文化怎么好和现代化模式联结起来呢？儒家文化对地方社会的家庭与社会结构、社会稳定、社会道德与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方面的关系就不很密切了。所以“东方现代化模式”除了文化特点之外、还有政治上、经济上、历史上和地理上环境诸方面的特点。

总之，在当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不仅是哲学，是艺术，更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管理指导思想，融入现代管理模式中，在我国企业中体现出的中国特色：

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

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

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

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

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者自身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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