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归，一生爱国，被誉为留学生之父

容闳（1828年11月17日 - 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

1、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

2、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广东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容闳的几个“第一”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一向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而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的容闳，在近代海外留学史上又占据了众多的“第一位”，也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留学生史从他开始。

1847年1月4日，个头不高的广东小伙容闳带了不多的行李，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去美国。4月12日容闳到达纽约。这一年，他19岁。

中国第一批洋学堂学生

容闳出生在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他父亲在澳门打工。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了澳门马礼逊学堂念书。容闳没有上中国人办的学堂是因为家里太穷，只能读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学堂。马礼逊学堂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学费全免。容闳是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第一位自主选择留学生

1846年，布朗决定回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基督教会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两个学生也站了起来，他们一个叫黄胜，一个叫黄宽，和容闳一起去美国。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听从教会安排，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容闳没有和黄宽一起去英国，而是自主选择了耶鲁大学。

第一位自费留学生

香港传教士会当时只提供两年的费用。容闳在孟松学校已经住了两年，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容闳想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习，但是面临着严峻的经费问题。有教会愿意出钱资助，条件是写一份志愿书，保证以后成为传教士，但被容闳婉拒。不过在布朗的多方张罗下，容闳还是如愿自费进了耶鲁大学。

第一位勤工俭学留学生

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当时学校只有500名学生，他是唯一的一名华人。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在校谋求职业，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4年学业。

第一位完成学业留学生

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他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容闳确定自己志向。他说：“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第一位公派留学倡导人

容闳学成归国后从事过洋人秘书、译员，海关职员等工作。他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于是开始四处奔走。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七条建议，但洪秀全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此后容闳投奔曾国藩总督幕府，继续倡导他的公派留学主张。1870年容闳再次提出留学计划，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很快获得旨准。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的大幕自此开启。

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归，一生爱国，被誉为留学生之父

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供他上学。

7岁那年，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澳门附设于伦敦妇女会的马礼逊纪念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学校学杂费是全免的。学校的校长是一名德国传教士的夫人。

马礼逊纪念学校

后来，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来到澳门，接手马礼逊学校。1847年初勃朗回美国时，带了容闳等3个中国学生同去，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城学校就读，这是一所大学预备学校。

三年后，容闳在慈善组织的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大学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就这样，容闳成为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容闳

另一位中国学生黄宽则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成为中国最早毕业于英国大学的留学生。后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作为优秀的外科医师，是中国最早担任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人才。

还有一位名叫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后来在香港报馆任职并成为著名华侨领袖。1873年后随第二批幼童赴美，并到中国公使馆做过译员。

1855年，容闳怀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国了。可是回国之初他并没有得到重用，尽管他有着美国顶级大学的文凭，然而，当时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认的只是科举功名。受到冷遇的容闳开始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任书记员，后来又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

第二年他前往上海，谋得海关翻译处的职务。可是当他听说，凡是中国翻译绝不可能有升迁至总税务司的希望，便毅然辞职而去。后来又进入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不过他最为关心和憧憬的事情却是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让更多的青少年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和科学技术，从而推动实现国家的近代化。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容闳最初是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的。在香港的时候，容闳曾经结识了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

洪仁玕

洪仁玕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历数，和洪秀全一样，也是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来以教村塾为生。金田起义时他恰好不在当地，他追踪寻找起义军没有成功，一年后逃亡到香港。在香港他学习天文知识和西方文化，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以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

1859年洪仁玕自香港到达天京（南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还曾经总理天朝朝政。他根据自己对世界大势、西方文明的了解，写了一部《资政新篇》，书中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

同为西方文明的接受者，容闳了解洪仁玕思想开明，觉得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国家的构想。

1860年11月，容闳专程冒险前往天京，访问太平天国。在与洪仁玕见面晤谈中，容闳提出了7条建议：创办武备学校，培养有才干的陆军军官；创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组织文官政府，以有才智和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建立实业学校体系。

容闳真诚地表示，建议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

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非常赞赏，觉得与自己在《资政新篇》中的思想不谋而合，两人对7条内容做了认真的讨论。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洪秀全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经过前几年的天京之变内讧，天国早已丧失了元气，洪秀全也已经全无进取之心。

太平天国真实的珍惜照片

几天后，洪仁玕表示这些建议虽然意义深远，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他能给容闳带来的只是一方洪秀全授予的刻着“义”字的四等爵位的官印，洪仁玕极力挽留容闳，希望他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创大业。

然而，容闳通过自己数十天的观察，也已经发现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弊端。认为洪秀全只是利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号召穷苦百姓为他推翻满清王朝，根本没有可能接受建立一个平民政权的主张。

太平天国即便能成功，也只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一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未敢信其必成”。

他认为干王比其他诸王甚至洪秀全本人更有见识，却是孤掌难鸣。容闳感谢干王洪仁玕对自己的器重，却婉拒了洪仁玕让自己留下当官的好意，随后离开了天京。

在天京碰壁的现实，让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他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地方。尽管当茶商可以获利颇丰，但他依然期待一展宏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逐渐明白了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开始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口号，然而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兴趣。

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和北京，烧毁万园之园圆明园，朝野震惊。以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技术的意义，开始将“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付诸实践，推行起洋务运动。这也让容闳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英法联军劫掠之下，北京城一片焦土

1863年，容闳收到曾国藩令人接连发来的五封信，邀他去安庆。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创办近代工厂的想法，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曾国藩思贤若渴的举动使容闳大为感动， 9月他来到安庆，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

两年前，曾国藩与徐寿、华蘅芳和李善兰等人谋划，在安庆创建了军械所，试制枪炮和船只。

曾国藩召容闳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解决急需。容闳却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而是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

他向曾国藩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是第一步要向国外购买“制器之器”来设厂制造机器。他向曾国藩等人介绍目前中国需要建立通用的和基础性的机器厂，它们本身能够再生产出许多同类性质的机器厂。而这些通用性的机器厂又能够生产出特种机器来制造国家需要的枪炮、发动机、农业机械和钟表等具体产品。

他进一步向曾国藩解释，如果中国拥有了许多这样精良的机器厂，必要时就能够使这些机器厂分工合作，提高效率。应该说，容闳的这些理念在当时都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曾国藩听懂了容闳的意思，他也是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为欣赏。他给容闳签发任命，授予五品军功头衔，派他全权负责创设“制造机器”的新式机器制造局，并出洋到美国置办机器。

1865年，容闳在美国采购的机器设备运回了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将这些机器与上海原有的设备合并，在如今虹口区沿江一带组建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铁厂。这座中国最早的一批工厂之一，也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容闳协助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丁日昌拟定出管理和经营章程。

起初，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枪炮军械，同时也修造轮船。后来经过发展，又分成了5个分厂：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制造和修理船舶的船厂，炼钢厂，火药厂和机器制造厂。同时还设立了翻译馆印刷出版外国书籍，设立工艺学堂培养机械工程师和技工。

于是，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中国最大的军工厂。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火器

后来江南制造局搬迁到高昌庙，更是发展成为拥有13个分厂，2500多间厂房，3500多人员，600多台工作母机的大型企业。终于实现了容闳当初向曾国藩建议的要有“机器母厂”的规划。

江南制造局成立3年后，1868年徐寿主持设计制造出第一艘轮船。除了蒸汽机是从外国购置，船体和锅炉都是由中国自己制造。这艘60多米长，9米宽的轮船动力达到近400马力。

这年9月，轮船从上海开到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欣喜异常，将其命名为“恬吉号”。并且邀请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一同登船，从下关码头开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来回180里。曾国藩意犹未尽，兴奋不已地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而1866年在南京中华门外设立的金陵制造局（南京晨光集团前身）。几年后也已经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前膛炮、炮弹以及炮车和枪弹。曾国藩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容闳在中国军工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和抱负。

然而，容闳最为热衷的是从事教育，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实现教育救国。随着兴办军工企业的成功，他开始希望争取曾国藩对自己推动中国幼童出洋留学的主张给予支持。

1867年，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支持下，容闳提出4条建议：组织轮船公司，不允许外国人做股东；政府选派120名优秀幼童出洋留学，分为4批，每批30人；政府开采矿产；禁止任何教会或派别的传教士干涉中国司法。

在这里容闳采取了一个策略，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第2条派遣幼童留学。因为其它几条被采纳实施的难度很大，如果被驳回，那么留学生的建议就很可能被批准。而当时在中国官场，批复下面的要求往往习惯地要驳回一部分。

容闳和外国教育界人士商讨留学事宜

这个最终由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并且得到洋务运动首脑、恭亲王奕大力支持的上奏，又拖了4年之后，终于获得朝廷正式批准。为了实现这件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容闳孜孜不倦地努力了17年。

第二年初，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成立，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担任副委员，负责选派优秀幼童留学，并监督留学计划的实施。容闳本人也具体负责幼童们在美国的教育。

按照计划，每年挑选30名12岁左右的学生赴美留学，分4年共120名。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还是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出洋留学被视作异端，竟然没人感兴趣。

清末的早期小留学生

据说，当时在上海好不容易才凑足了第一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这与如今的出国留学热潮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1872年9月，第一批中国幼童留学生来到美国旧金山，受到美国民众的极大关注。随后几年间，4批幼童陆续抵达大洋彼岸求学。我们熟知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就分别是其中第二、三批留美的。

后来随着曾国藩离世，李鸿章独力难支。留学一事遭到朝中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看不惯留学生们穿着和举止的西方化，斥责他们“适异忘本，目无师长，难期成才，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有的学生剪掉了辫子，更是让他们痛心疾首。

因为聪颖过人，年仅11岁的詹天佑就被选为第一批“留美幼童”。

1881年，虽然李鸿章和容闳进行了申辩和力争，朝廷最后还是决定撤回这些留美学生。近百名仍在不同阶段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们分三批被迫离开那些著名的大学，回到国内。容闳殚精竭虑促成的中国学生出洋留学，教育兴国的事业中途夭折。

这些中途回国的留学生们大多没有毕业，取得文凭。可是即便如此，他们接受的先进教育让他们有了新的思维和更广阔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

据统计，这批留美生中后来有30人从事工矿、铁路和电报业，其中产生了9个工矿负责人，6个工程师，3个铁路局长。有5人从事教育事业，出了清华大学校长和北洋大学校长。有24人从事外交行政事业，其中12人做到领事、代办以上职务，有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副部长以及驻外大使。有20人进入海军，其中14人成为海军将领。还有7人从事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