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警惕计划经济思维的回潮》

作者：晏智杰，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近日读到某刊物论及计划经济思维回潮的种种表现，深有同感，觉得很有必要引起重视。

无可否认，在当前实施“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做法，让人不能不觉得计划经济思维似有回潮之势。

注释：“三去一降一补”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到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这三个方面，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就要推行“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例如，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去产能，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去实施，而是代之以行政手段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同时出于维稳考量，不敢关停并转，结果导致去产能成了去产量，而被削减产量的对象不一定是效率低下本该早就该淘汰的“僵尸企业“（全是央企国企，不可能是民企，民企早就关停了），而是效率本不错的民企；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民企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必然引发加剧稀缺，推升通胀，冗余产能可能复燃等不良后果。

又如，在一定条件下，债转股作为一种阶段性权宜之计有其现实意义和优势。

但一些部门和地方，则热衷于通过拉郎配的方式来让银行成为债转股的主要承受者。

这么做，杠杆率可能降下来了，但却带来转嫁风险，积累风险的后果。

再如，还有一些地方，热衷于以政府力量出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来“培育”新产业。

这种变相的招商引资的做法，往往忽视产业和市场规律，企图走捷径，平地起高楼，大干快上，结果往往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产业引导基金多由地方财政资金加银行出资的方式组成，结果往往加剧了地方债务及相关金融风险。

我们知道，动用行政手段去推进某项政策，包括招商引资以及债转股之类，一直是我们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拿手好戏，现今又驾轻就熟，手到擒来了，毕竟，这不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转变政府职能，而是对它的强化。

其实，计划经济思维回潮，还有更值得注意也更令人担心的各种表现。

例如，大型垄断性国企的市场化改制还未见实质性推进，更遑论对其改革已经到位，却一再传来要其做大做强的声音，与此同时，却不见对民企表现出同样的鼓励和支持，这同我们党历来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是否吻合？而民企迄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最大、而其面临的困难也是最多，因而急需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的。另一方面，至今仍然有人将国企实施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等同于私有化，认为这就是要毁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异于自废武功等等；其结果，大型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迟迟不见实质性推进的同时，其既有的垄断地位却得到不断强化。在没有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这是否会重导旧体制下国企效率低下和贪腐盛行的覆辙？不免令人担心。

又如，高压反腐深得民心，然而，反腐的目标和结果，如果不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力度，而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强化了计划经济，那岂不是要同我们改革的初心背道而驰？有一种说法，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党政分开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则？退一步讲，如果党政不分无可厚非，那么政企是否也应照此办理，如果这是对的，那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必要改革吗？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特征，也是一大弊端，恰是政企不分。

再如，计划经济思维的回潮在经济理论界也有所抬头。

其一，有人认为经济发展顺利时，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以求取得更高效率，但在经济下行或者经济困难时，则应加强政府作用，以保持大局稳定。我以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说法，它完全无视这样一条教训：长期来说，是效率决定一切，而不是稳定决定一切，没有效率，何来稳定？有人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为例说明这一点，但这是一种误解。

其二，近来学界出现了·全盘否定市场经济，进而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声音；与此同时，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名义下，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全盘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我以为这两种倾向均不可取。我们需要创建中国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应该传承中国历史传统，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并且应为中国干部、青年和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

这种经济学应该汲取一切对我有用的有益的思想成果，哪怕它来自所谓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对我们过去盲目信奉多年并对我们带来严重损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必须采取分析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继续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一贯坚持计划经济观点，从不认可市场经济改革者，大有人在，这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发出此类高论者是市场经济弄潮儿甚至是最大获益者，就不免令人大感意外了。

马云最近说，过去一百多年人们都崇尚市场经济，但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数据获取，大数据获取可以让人们更容易把握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计划经济越来越大。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它不仅混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在于能否获取大数据；而且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大数据原本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产物，也是可以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工具，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历史早已证明，难以及时有效地得到充分可靠的数据，则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性根源。不难设想，一旦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在长官意志支配下（请注意，这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到哪里去获得马云所中意的大数据啊！

计划经济思维回潮当下出现不是偶然的。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大发展，从2012年以后，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进入以经济增长放缓为基本特征、以往积累的各种矛盾相继凸显的新常态。计划经济回潮思维的出现同这种状态直接相关。不难发现，如何认识这种状态的成因及其性质，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这里有两种倾向最值得注意，一种以为新常态的根源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因此回归计划经济是唯一正确选择。持此传统观念者人数可能不多，但其影响不可低估。

另一种则同对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的表现及其根源的判断相关。

经过这些年以总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各种矛盾和弊端得以积累和强化起来，包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失衡，以及贫富严重分化等等，旧模式显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急需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着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应运而生，“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也由此出台。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决策，然而，看似都认同这种着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却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决策的认识完全一致，特别当涉及上述各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及其救治办法时，这种分歧就更表面化了。

一种观点认为，结构性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尙不到位，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仍然在于两种体制的矛盾，因此应当着力于推进和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同时，在解决上述去产能等任务时，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和途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而对体制性问题则尽量予以淡化或弱化，与此相应，则主张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去解决产能过剩之类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供给侧改革主张，其前途和后果也不会相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后者则主张以结构改革为限，而将体制改革至少被推后或者淡化了。我们应该肯定和赞成哪一种？答案不说自明。

再多说几句。

有同志将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归结为以下三方面，并以之作为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依据：

一是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的这个概括不无道理，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失衡只是现象本身，而不是造成现象的根源。

如前所说，根源在于体制本身，在于旧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

我早前说过，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并存和交叉，市场经济仍然受着统制经济的支配和制约，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破除政府和国企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按照市场化方向和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同时扎实推进国企市场化改制，仍应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之所以应该如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效率，要知道，从长期来说，效率是决定一切的。

至于这种体制性矛盾的表现，则不限于供给侧，总需求领域的问题也不少。在投资需求领域，既有政府投资过剩，也有民间投资不足；在消费需求领域，既有不足，也有过剩，需做具体分析；至于收入分配领域，诸如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等，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总需求领域这些问题存在的总根源，无一不在于经济体制本身。

就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来说，计划经济旧体制也是难辞其咎，而政府和国企的垄断更是首当其冲。否则为什么会出现钢铁和煤炭等行业那么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僵尸企业”，而且几乎都在国企？又为什么会出现各级政府部门和国企那么高的杠杆率或负债率？至于房地产巨额库存的背后，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支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还有税收过重和成本过高，则与政府的作为和政策直接相关。

然而，如果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于所谓供给侧及其结构性矛盾时，不仅总需求领域的问题被淡化了，更带根本性的体制性矛盾也被淡化了。原先一再强调的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则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而代之，并且为政府以行政手段而不是遵循市场规律去解决去产能之类问题，以“政府的理性供给侧管理”取代供给侧体制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各种计划经济思维甚至行动的回潮也就不足为怪了。

原文： 

78岁北大教授批马云：很可笑，但要警惕计划经济思维回潮 经济学界要主要防止左 （微信 - 经济学家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