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拾趣：重循吏慎清流》    2010-4-23

一位领导同志，最近提到张居正“重循吏慎清流”的典故。他说，中国有个传统，文官死于谏，武官死于战，这是仕官传统。我看张居正的小说，明朝的时候，有清流有循吏，流清就是看见你不对，我就说，慷慨激昂，你砍我头？第二个、第三个接着说。但张居正不用清流，他用循吏，用能给我做事的。你们别给我叨叨，你们说你们的，我让循吏把我的改革思想推下去。张居正是明朝较有作为的宰相，为什么用循吏不用清流？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清史留名不是主要目标，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推进。

这段话很有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并非每个为官者都懂。

唱高调，说狠话，做事极端之人，岂在少数？

什么是循吏？

“循吏”一词出于《史记》，《循吏列传》。此体也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员的固定体例。一般而言，循吏都是好官，能够按照儒家传统的“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民为本，注重人民利益。为官风格大都是扎实、稳健的。有时候，他们甚至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处事结果放在第一位，不会考虑过多的道德约束。这些人，基本是大醇小疵，不避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一句话，为官实在而不尚空谈。

什么是清流？

清流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清流”典出东汉末年郭泰、贾彪、李膺、陈蕃等人的“清议”之举。东汉末年，宦官专政，政治黑暗，士人上进无门。因此，许多儒生学者，便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hē核）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清议”。《三国志》有“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的说法，宋欧阳修的《朋党论》也有“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的议论。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名人学士讲学其中。朝士慕其风者，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时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冲虚淡泊，谦谦有礼，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这些人，被称为“清流”。在他们眼里，第一要务是个人名器，其次才是朝廷社稷。

再来看张居正用人之道。

张居正说过，天下之贤，天下用之。但他从来不用言官，亦不喜欢“清流”。在他眼里，清流言官，大抵是好议论、好争斗的人。他用人的重要标准，一是贤才，二是会做事。宁用稳重之人，也不要过于极端的所谓人才。因此，张居对有事没事言议论朝政的人，极为讨厌。在用人方面，张居正最为人诟病的事之一，就是不用海瑞这样的清官。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自古传为佳话。在张居正看来，海瑞做事太极端。他认为，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应该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他只能算是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

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所用。于是，海瑞到了江南，做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搞了几年，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他自己虽说是清廉异常，似乎永远和富人作对，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海瑞肯定判富人输。这样一个“道理理想化”的人物，虽说是清官，但肯定不是好官。没撤，海瑞只好辞官，离别之时，还感叹“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熊召辉先生的长篇小说《张居正》里，将除了墨吏贪官之外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那种与官场格局格格不入，清廉刚硬，自以为是的官员，叫做清流。另一种就是官场中普遍被人接受的官员，人际关系好，圆滑，能做事，当然也会一点好处也不捞，叫循吏。

《汉代的循吏与酷吏》       2007-2-27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自《史记》为循吏和酷吏立传之后，循吏和酷吏便成为历代修史所关注的两种重要的官吏类型。一般认为，循吏代表儒家的“礼教”，而酷吏则代表法家的“法治”；前者重视教化，后者重视执法。但实际上，循吏确实重视教化，也决不忽视法的作用；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

一、循吏与执法

司马迁对循吏的定义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史记·循吏列传》中所收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循吏，可谓自觉遵守法纪的楷模。这些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身为执法官员，自觉遵守法律，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其下属官吏和普通百姓，这与专任刑杀、血腥恫吓相比，当然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司马迁为循吏立传的目的，决不是要否认法律的作用，而是旨在说明“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只要执法官吏以身作则，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就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史记》中的循吏主要侧重于强调官吏之敬法守法的精神，那么，两《汉书》中的汉代循吏的政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富而教之”，二是“奉法循理”。所谓“富而教之”，主要是指两汉的循吏，大多都比较关心百姓的疾苦，爱惜民力，注意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倡儒家的道德规范，兴办学校，移风易俗。“奉法循理”的汉代循吏，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法律，而且多能严格依法办事，并力图使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律。

二、酷吏与执法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期是汉代官吏执法由“循谨”而“暴酷”的转折点。不论是《史记》，还是两《汉书》，都不曾把酷吏当作“法治”的典范来记述。与循吏相比，酷吏在“富而教之”方面毫无建树，其最主要特点就是以杀伐立威，而且其苛酷的程度令人发指。史籍所列举的两汉酷吏中，只有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赵禹“时据法守正”。至于张汤，在执法过程中，并不依法断案，而是看君主眼色行事，皇帝想要治罪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喜欢陷人于罪的属吏去办；皇帝想要网开一面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务从宽容的属吏去办，总之不是以法律为准绳。

三、酷吏与法家思想

法家主张重刑主义，认为对轻罪处以重刑，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论者往往据此而将酷吏与法家视为等同。其实，法家所主张的“轻罪重刑”，并不是无限加重，毫无节制，而必须遵循一定标准。             

《汉书·艺文志》这样评论法家：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如果非要将酷吏与法家思想联系起来，酷吏也只能属于法家中的“刻者”。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另搞一套，法外造法，刑外造刑，这既不体现法家“轻刑重罪”的原则，也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

《循吏、干吏与酷吏》    王焱 2008年1月12日

文章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有一个创意，即在列传之中特设《循吏》、《酷吏》两目，这一体例为他身后撰写正史的史家所承继。据有人统计，“二十四史”中有十九史设有《循吏列传》，另有十史设有《酷吏列传》。何谓循吏，何为酷吏？

过去一般认为，循吏重视教化，酷吏严格执法。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太史公在《自序》里说，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史公的定义其实十分精准。循吏尊重法治，讲究理性；所谋在于长远，不追求当下的效果，不作浅薄的政治秀，所以没有耸动视听的效果。而酷吏的所谓“重法”，其实不过是锻炼周纳、罗织罪名，入民以罪。多刑杀人，欲以立威。

不过历览载籍，两者之外，还有一种类型是“干吏”。所谓“干吏”，古代本指一种地位低下的官吏，后来则逐渐与“能臣”联用，可见具有褒扬的含义。干吏一般娴于吏道，善应棘手疑难问题。史公为何不为这一类型的官吏立传？

从历史上干吏致治的手段来看，循吏“奉法”，近于现代人所说的“法律主治”，是用“常规政治”的手段加以应对，使秩序可以不断拓展，以实现长治久安。而酷吏则信奉“例外政治”，往往为了实现当下的目的而罔顾将来，其所用手段“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为典则，难以持续。

两者从根基上说，有法治与人治之别。借用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的术语，循吏追求的是“法律主治的(nomocratic)秩序”，而酷吏追求的是“目的统治的(telocratic)秩序”。后者粗看起来，快刀斩乱麻，似乎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行家里手，真个是猗欤盛哉!但是因为破坏了法治——这一文明之器械，当下看来似乎干脆，但就后果言，实际上如治丝理纷，愈治而愈乱。尽管表面上看，都是所谓“干吏”，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究其实，所谓干吏，依然不出循吏与酷吏两类。由此看来，太史公深远矣!

原文： 酷吏、循吏、干吏与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