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王川:我与雷军和而不同
看了一篇博客很好,转载分享如下,
王川:我与雷军和而不同
谁是下一头跳舞的大象?互联网思维下,传统企业转型的3大思考
以坐火箭的速度蹿红的小米,除了站对了台风口,还在于雷军找到了正确的人,看看小米管理层内部怎么协同工作吧。
有些人就是不太懂谦虚,王川就是。他有次去拜访一家公司时,看到对方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电视)盒子,随口说:你对盒子还挺有研究。对方说,
那些和小米盒子比起来,都是垃圾
。王川回忆起来还是对人家这个回答很满意,他说:“我其实不关心竞争对手做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产品做好,他们就去抄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并不张狂。外表看上去也如他自己所说,就是个普通产品经理,有着温和的气质。他间或闪现锋芒,不像一般被采访者谈到竞争者时有意避讳,这并非是由于坦率或单纯,更多是出于自信。
在2012年11月,小米收购了王川创立的多看公司,
王川正式成为小米第八位联合创始人
。他管理的小米盒子和小米电视业务,是和小米手机、小米路由器并列的三大产品线之一,并将在2014年成为多方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
王川与公司其他联合创始人的背景不同。其他联合创始人中,除了刘德是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的出身,各个都来自大公司,而多看是家创业公司,在此之前创立的雷石科技尽管占据了KTV点歌系统近半的市场份额,同样规模不大,但他却是小米最早的投资人之一,两家公司合并也是雷军辛辛苦苦谈了一年,谈到王川“觉得不好意思了”才完成的事。
他和雷军关系紧密,“我和雷军认识很多年。公司创立时都相互投资,他投了多看,我投了小米,
不是因为缺钱,就是个态度,彼此相互参与。
”
虽然他很少代表小米出镜,但王川一直在小米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是小米“饥饿营销”的始作俑者,是小米MIUI系统“每周迭代”的倡导者。
他如何参与公司内部管理?又是怎样看待小米的成长?
别想“公司怎么赚钱”
雷军意气风发,俨然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神话,这都是后来的事。初创业时,雷军也和一般创业者有着同样甚至更深的恐惧,甚至雷军就小米如何赚钱也无法给出一个有信服力的答案。作为小米投资人,王川经历过那个阶段。他毫不客气地“揭发”雷军,说他“到底也没有回答清楚这件事。”
“小公司,刚开始创业,即使是雷军有名气,来的每个人也都抱着怀疑态度,每个人坐下都会问这个问题,小米到底要怎么赚钱?我也没有听到雷军有个能让我信服的答案。如果非要总结,我从里面挑两个最靠谱的。”
这两个答案如下,其实它们看上去,只能说也是相当不靠谱。雷军第一种回答是“不讲道理”型。他会问对方一个问题:我有钱还是你有钱?如果是我有钱,是不是我比你更知道怎么赚钱?所以你别操心,听我的就好了;第二种答案是“最差结果”型:我们做东西的出发点是要对用户有价值的。如果这个产品做出来,最后也赚不到什么钱。那我们能不能对用户说,麻烦大家,我们真活不下去了,能不能5元、10元钱募捐一下。如果用户真喜欢,我想我们还是能募到钱的。
“说到底,相比商业模式,小米最起初更直接的诉求是要做一家有粉丝的公司。”王川说,这是区别于一般公司创业目标的。
王川弃商业模式而不谈,也是受了雷军的启发。2007年,二人有次出去爬山时,雷军提到自己投资了一家公司UCWeb,问他有没有兴趣。王川自己听了半天,好像也没听明白。他问了一句标准的“投资人话语”:公司到底怎么赚钱。雷军也照样回答说不知道。过了两年,UCWeb的营收超过2亿时,二人再次谈起这件事,雷军说:
我那时也真不知道,但是趋势就在那里
。这件事就像我们去滑雪,我知道坡肯定能下,但是具体怎么下只有到了那里才知道。
这件事情一直影响着王川,包括他后来的再次创业多看,“我做多看,就想着做老百姓需要的东西,至于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没想过,这是老天才知道的事。我和投资人谈,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问我怎么赚钱。”
2009年,王川第一次和雷军说起做多看阅读时的想法:“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当是拿出钱做一家不赚钱的公司吧。把阅读做好,让中国人多读点好书,不是积德吗?”雷军没说二话,只问他200万够不够。“我说太够了,
我做第一家公司是从5万开始干的
。200万怎么不够?那时就想最坏能怎么样,赔光了呗,还能怎么样,完全没去想怎么赚钱。”
就只是抱着给自己做产品的想法,多看阅读却最终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时任富士康IGDBG(Innovation Green Digital BusinessGroup,新绿数事业群)总经理的谢冠宏当时正在操刀为亚马逊代工Kindle。“你没法不注意,我周围有人把Kindle原来的系统刷成中文以后,感觉好像比原版系统更流畅,更好用。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很好奇是什么人在做这样的事。”谢冠宏派人在国内找到了正在做多看的王川,二人从此结识。“是个有理想的人在做事。”谢冠宏评价王川,二人结识也成了小米和富士康的一系列交流、合作的机缘,这是后话。
多看后来和爱国者共同发布了电子书百看,但电子书市场随着iPad冲击并没有扩大规模,多看随后放弃电子书设备方向,转移到机顶盒。
这些过程里,王川很少焦虑。他说自己和雷军最像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实际都是有过商业上的成功,然后“退了休的人”。“就像那些老干部,退休了干的都是自己想干的事儿,所以我再做的事情都是追随内心,不为投资人或其他人的希望活着。”王川说。
君子和而不同
王川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却早在大学期间就知道自己是要折腾的命。大学毕业,他创业的想法遭到家里的一致反对。父亲和他进行了一场谈话,“那个场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王川说。父亲问自己的儿子:“你会坑人吗,会骗人吗?这些都不会该怎么做生意。”
“我父母都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一辈子读书做学问的人,他们理解的商业就是这样的。”父母强烈反对之下,王川说了一句,“
我就看看自己不坑人,不骗人,能不能把这事儿做成。
如果做不成,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出国去了,中国不就没法呆了吗。如果做成了,那我以后更不会违背这个原则,我要赚了钱回家还能睡着觉。”
2004年左右,王川和雷军结识。二人同龄,因为都爱好滑雪,节假日一般都是两家人一起出游,所以关系相当亲密。2011年,求伯君执意相邀雷军重回金山时,是王川代雷军任金山软件CEO之职直到张宏江上任。雷军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好了他每周帮忙一天,结果后来一周要上四天班,他也有自己的公司,也在创业,每天忙到夜里2点,为了我赴汤蹈火,没有他我早崩溃了。
王川认为这是朋友间的情谊。“我和雷军做朋友这么久,说到底是我们的价值观都一样。”这显而易见,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做小餐馆”、“用户体验第一”、“同仁堂”这些言论和雷军如出一辙。但雷军邀请他加入小米时,他却犹豫了一年。“我们的朋友关系不牵扯利益,我一直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直到他被雷军说得“不好意思再推辞”。
雷军说,对多看的收购最主要是为了王川这个人
,“成立小米之初就想一起做,但一直犹豫没有下定决心,王川就先做了多看。”
听王川讲了那么多和雷军如出一辙的话之后。王川终于讲到二人的不同。“从对待风险这件事情来讲,雷军更激进,我更保守。”对于两个人都喜欢的滑雪运动,雷军永远是想带着大家去冒险的那个人,而王川一直都是团队里的安全要素,并且能够成功说服雷军。
而王川的安全伞作用,同样体现在小米的公司管理中。正是因为王川的保守打法,小米手机伴随着“发烧友”的标签同时被贴上的另一标签就是“饥饿营销”。
在小米手机首次发布前的一次会议上,王川问雷军,你做过硬件吗,没有吧。当时在座的好像也没有做过硬件。
“我好歹做过一点。所以我知道供应链极端的风险。做一款2000元的手机,如果每个月生产100万台,四个月的资金额是80亿元。但这款手机,开模要四个月,量产还需要再等四个月。而且手机是海鲜,放在那儿就会腐烂。这东西今天卖不出,三个月以后就更卖不出,它天天在降价。你们想想,如果我们这个小公司有十万台库存,公司分分钟就死了。”
包括雷军在内做软件和互联网出身的人,听了数字才真正感觉到供应链、库存的细节难题。“不如这样,”王川接着说,“我们能卖十万台,那如果只生产八万台肯定能卖出去。量入为出,就没有库存。”
在此之前,足量供应一直是中国手机厂商做产品的传统思路,所有厂商都在想尽可能多占有市场,但相应的,库存也往往成为最大隐患。
之后,小米手机从第一代开始实施这个策略,虽然直到现在这都是小米被竞争对手攻击的靶子。但也正是因为所谓的饥饿营销,小米供应链的库存管理水平都远好于其它厂商。
“我总是对雷军说,我们还要多快啊,三年已经干了多少了?我们能不能慢点儿呀。车开到400迈,随随便便就能翻车。总之我是团队拖后腿的人。”
王川的保守,并不代表他缺少魄力和拼劲。实际上,小米的每周迭代和国际化道路都有他的坚持。
说起来有趣,包括雷军之前所有人都在大公司工作,其中一些人还来自外企。王川一度为这个在高水准起跑的创业公司感到担忧。王川到小米做了一次演讲,“小米一开始招揽的都是大公司的顶尖人才,但他们也习惯大公司的做法,每天朝九晚五的作息。我说的很简单,什么是创业公司,创业公司该怎么干。我不规定7×12、6×12,就一句,
你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来干
。雷军也走过弯路,他在金山后期不由自主老想着要把一个公司规范化,所以当时认真又刻苦地学规范管理方法,把金山做成了一家大公司。后来,在小米我们才慢慢一起形成新的理念,我们就要一直做一家小公司,不规范就不规范呗,能怎么地呢?”
这次演讲中,王川把每周迭代概念带给了小米,这个升级节奏让在场人都大受震动。“在多看,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王川说。
同样在国际化这件事情上,雷军曾经有过犹豫,一次闲谈中,他和王川交流:小米是不是只做国内市场就够了。王川回他一句:如果只是做国内市场,那我就不干了。
“我知道小米如果做国际市场,难度比做国内要大多了。但我一直有个想法,不能挣外国人的钱不算本事。中国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世界级品牌,《定位》的作者特劳特调查过china这个品牌意味着什么,made in china,就是质劣价廉。你看苹果手机的后面印着一行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nia, assembled in china。他明白说中国是做组装,那我们能不能做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中国价格就是便宜嘛,但是如果你只以为小米就是便宜货,那我早也不做了。”王川自称,小米盒子的红星金奖是让他比所有其它业绩都激动的一件事。
电视这一仗
相比小米手机,如今王川站在一个更困难境地。当年小米以互联网思路做手机,小米手机面世时,外界对于雷军还半信半疑,但如今,用互联网思维做电视已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人抢在了小米前头,王川又如何破局?
对于电视行业,王川可不是个陌生的闯入者。早在1998年,王川第一家公司雷石就参与了微软的维纳斯计划,并和当时的家电厂商都有广泛接触。这也让创维的总裁杨东文认识了他,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追逐他。
“杨东文早意识到传统家电厂商的问题了。他甚至也放话说谁敢说咱们(创维)不转向互联网,我就干掉谁。”
杨东文也在不断物色人才。后来不断说服王川。他对王川说你来(做电视),创维投资,哪怕只占小股份也行。
王川当时还没想过做电视这事,没有答应杨东文。杨东文又因为业务合作关系,在找到金山CEO张宏江时,也要他鼓动王川做这件事,谈到最后杨放话说,如果王川做,创维哪怕只占10%的股份也可以。王川还是没有答应他,后来杨还找过雷军继续劝说。
“他这么执着,当然是意识到用互联网的方式改造传统企业是对的。但是他作为传统厂商,没有办法接受像小米这样硬件不赚钱的方式。”这件事才无疾而终。
但做电视,路远比想象的坎坷。王川最早兴起的念头,也不是电视,而是做盒子。当时因为iPad对于电子书市场的抢占,
多看电子书的想法已经夭折,只留下多看阅读应用
。多看团队内部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切入盒子。
2011年,王川和雷军二人一起去了一趟台北,王川提起做盒子的事情。“当时雷军还完全没有想过这码事,所以外界不要总是布局、入口这样地看待小米。做成了自然就是入口,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想好了布局再去做的,那不是盛大吗?”
2011年10月,王川团队开始做“多看forApple TV”产品。这套软件系统能够让破解后的Apple TV拥有中文操作环境与丰富中文网络视频资源。用户的反馈数据超过王川的想象,周活跃用户达到80%。有件事情坚定了王川的决心:2012年的3月,Apple TV发布了第三代,但是在淘宝上,反而是二代的售价要比三代高600块钱。“就是因为三代不能越狱,不能安装我们的软件,有用户就不断说你们自己做吧,做了我们肯定买。我们自己做,按照市场的状况,我至少能卖600吧,600块我没道理做不出一个好盒子啊。”2012年4月,多看决定自己做盒子。
就是在做盒子的过程中,王川和雷军开始产生了要做电视的念头。当时互联网电视市场的多方混战已经开始暗流涌动。
当时最乐观的情况是,
小米本来预计在2013年4月发布首款互联网电视,抢得市场先机
。但却被乐视拔了头筹,而且用的是小米之前的方案。“我们要做电视,肯定要和供应链沟通我们的想法,制定产品方案。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小米没有做这个方案。于是富士康把这个方案提供给了乐视,去年乐视所有策略和小米之前的规划都是一样的。”而小米,这时候为了在底层交互上实现更好的解决方案,电视几次难产,最终产品发布时间推迟到了9月,错过最好的窗口期,这时候市场已经一片混战。创维也加入攻击小米的队列,宣称小米电视和创维、阿里合作开发的智能电视相比,是石器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
见到王川的当天,乐视刚刚发布了70寸超级电视,并对之前系列大幅降价。王川称这些消息自己都一无所知:“看对手在做什么,要怎么应对,那都是传统的竞争思维。”看上去乐视在和小米拉开差距,按照乐视公开的销量数据,乐视超级电视的销量已经超过30万台,而小米电视首次销售3000台,之后的开放购买的数量一直与此相当。
王川看上去对乐视抢先并不介怀,“从商业上讲,影响可能有,但也是很短暂的。苹果不是第一个做MP3播放器,不是第一个做智能手机。我不认为这能真的影响到我们。”他现在还秉承着一贯的保守做派,“电视和手机一样,要提高产能,需要先做模具,开一套模具就要三四个月,硬件的风险本来就大,小米又第一次做电视,我还是喜欢先保守点。还是那句话,
把产品做好,等着别人来抄。
”
王川的硬仗还没开打。
原文:
王川:我与雷军和而不同
原文: 小米王川:我与雷军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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