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从实际结果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

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

从实际结果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如下仅列举中国创造的部分记录：

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

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

中国带领6.2亿人摆脱贫困；

中国创造了单年最大的产出增长记录，按照国际可比价格计算，其2010年实际产出总额增长了11260亿美元，而单年第二大产出增长记录是由美国在1999年创下的，当年其产出总额增长了5670亿美元。也即是说，中国实现了人类史上单年产出总额超任何国家2倍的记录。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 ，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美国人口的7倍。 

总的来说，中国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影响了最多的人口。

尽管这的确是事实，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认为这样无与伦比的成就仅仅应归功于“实用主义”，因为中国没有总体经济理论、概念或真正了解经济学(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变化)的领导人！如果真如此， 全球应立即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是在不懂经济学的领导人带领下实现的，那么经济学这门学科显然就毫无实用价值！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似是而非。就应用而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无疑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其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明证；就基础而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则非常具有理论性，正如邓小平在其作品里所说：“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与同一历史背景下的西方和其他经济学家相比，邓小平取得的杰出的实际成就是以明确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模式是借鉴苏联。中国当时的选择是合理的，因为苏联当时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

苏联1929年后的成就的确非凡。在1929-39 年间，苏联GDP年增长率达到6%，这是迄今为止主要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快增速，是同期美国增长率的近2倍。尽管苏联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到1949年就已恢复至其战前的生产水平。

苏联取得史无前例的增长成就的原理一目了然。从1929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实行了任何国家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经济政策——国家建设是以封闭的计划管制经济为基础。资源不是按价格，而是按计划分配——钢厂不在市场上购买铁矿石，而是由行政决定分配数量。外贸降至最低限度。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甚至如餐馆等的小规模私营企业也是采用公有制。小农场主的持有权被取消，农业形式改为以大型的集体农场为单位。

尽管斯大林口头上声称，他的经济政策是走“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斯大林的体系实际上与马克思本人的理念根本不一致。苏联1929年实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用计划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价格分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用“使用价值”一步取代“交换价值”。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与此相反的是，苏联1929 年基本上将所有的财产充公国有。

“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而非小农生产。然而，苏联1929年后就将小规模的农户地块收归国有，在行政撤消之前。结果，在抑制小规模私人生产的同时，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被国家自己消灭了，造成了苏联经济自我封闭的特性：美国飞机制造商，如波音，能销售到全世界市场，但苏联制造商，如伊尔，只能为小得多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生产产品。

苏联经济学家曾指出，这样的问题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批评”相比苏联当时已经过检验的经济成就显得吹毛求疵。

194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9年，全球经济崩溃而产生了众多的“独裁”国家或者帝国。美国，英国，日本，纳粹德国由于关税壁垒切断了彼此的联系。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在没有替代体系的情况下崩溃了。在全球经济处于混乱的这段时期，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表现远优于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步恢复。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美元本位制建立。关税也随之降低。没有放开计划体系的苏联经济与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相比实在是太小，也无法融入其中——因为全球经济波动是无法计划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效率低下和消费品质量低劣，是源于斯大林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他看来：工业快速发展能最大化地提高投资产出率。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但却远低于日本或韩国，因为他们的产品能销往全球市场。

但尽管苏联经济领先陷入危机，自由市场体系，现存的另一种发展体系，也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在1973 年“石油价格危机”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幅放缓。美国经济受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而放缓，而此次危机积累的巨额债务最终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苏联从1992年引入自由市场模式，结果造成历史上和平时期主要经济体遭受最大的经济危机——俄罗斯GDP下降30%。

眼看这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都发生了重大问题，为免重蹈任一种覆辙，邓小平另辟蹊径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政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构建的模式是从借鉴苏联模式退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邓小平1978年后对中国经济作的的深层分析， 频繁地用到的字面措辞，是引自马克思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这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曾引起最为广泛的讨论。

以马克思的分析为例，可以看出这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至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马克思提倡按劳分配原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但他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邓小平1978 年后的政策构想几乎是一字不变地源自马克思的话：“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至于按劳分配原则，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他还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但既然邓小平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他就必须解决许多马克思从未预料到的现代经济问题。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对一些现代经济问题进行过理论分析。他在作出“投资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结论时指出：“产出波动……几乎完全是取决于现时投资量”(统计数据已充分证实了凯恩斯的结论)。因为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融资是靠借款，因此他主张低利率以刺激投资。但他也认为，单靠这些不足以维持投资水平。因此，政府必须在设定投资水平时发挥直接的作用：“我现在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点怀疑。我希望看到国家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他还指出：“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职责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但凯恩斯也意识到，如果现时投资量是由国家设定，那么这意味着投资将对解决就业发挥大作用：“我感觉到，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指出，“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消灭私营企业，而是国家投资和私营企业投资协作：“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保证充分就业所必要的中央控制，当然会扩大政府的职能。”因此，凯恩斯设想的经济是有私营企业存在的，但国有企业在在设定总体投资水平时具有充分优势。

但凯恩斯的分析仍处于纯粹的理论研究阶段。由于一个无法逾越的原因，其无法在西方得到切实执行，这也是西方“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自己的作品几乎毫无联系的原因。资本投资是“生产资料”。如果最重要的投资决策不是由私人投资决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将会不复存在。虽然凯恩斯已完成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但它不能在其所生活的社会得到切实执行。

然而，凯恩斯在西方无法逾越的障碍对邓小平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打算建立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没有证据显示邓小平的经济理念是受到了凯恩斯的直接影响。但邓小平的理念完全是源自于马克思，这导致他的经济结构与凯恩斯相同。国家保持大型(即社会化)经济部门的所有权，从而确保控制投资水平的能力，同时规模较小的经济部门(非社会化生产)被开放为私有或非国有制。也即是说，国家不需要拥有总体经济，只需要足够大到能设定总体投资水平。

显然，中国1978年起实行的政策是用小规模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接着，随后实行的被称为"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则放开为非国有/私有制。

因此，尽管创建了一批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但国有企业仍足够大到设定总体投资水平，即国有企业仍然维持主导地位。正如《华尔街日报》概述：“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凯恩斯理论中设想的经济结构被邓小平在实践中实现了。

邓小平的经济结构同时解决了从重工业转移资源和制造丰富消费产品供应的问题。因为重工业属于国有，这个行业的价格可以由国家控制。与此同时，放开对农业和轻工消费品产业的限制，带动了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价格相对上涨，资源也流入这些行业促进其产量猛增。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受益于削减军费开支获得的财政补贴，免受了价格上涨而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负面损失。。这种结构创造的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转化为大规模储蓄。然后，这种良性循环反过来能在新的基础上融资为建设重工业服务。

在引入小规模“非社会化”生产的同时，中国经济还实行了对国际开放战略，这让其得以参与最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分享全球化红利。

因此，邓小平的经济政策绝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而是将基本的理论原则结合自身具体国情，从而去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帮助中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

邓小平经济体系独有的综合性特点也解释了走回头路必然会导致经济问题的原因。重回管制经济会造成无法利用小规模生产优势和结合全球经济市场的优势。任何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将会失去国家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从而再现凯恩斯和邓小平已找到解决办法的危机。简而言之，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像邓小平一样，能将实践成功的经济政策与这样深刻的经济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追求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带领逾6.2亿人摆脱贫困。他也为人类整体福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还不止这些，邓小平还有另一个成就。二十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而是邓小平和那些随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