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舆论监督，连个镇长都可以无法无天！

作者：曹林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凤凰网，原文发布于2018年7月30日。

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曹林发表评论《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谈到了舆论监督缺乏，会给公众带来的焦虑，往往引发舆情爆炸，而官员舆论回应能力的退化，也只会让塔西佗陷阱进一步加深。

而本次武汉肺炎，再一次证实了恶果的存在。

试问，如果时光倒退，我们还能否做出更好的选择？

 

摘要：出一点问题就会被曝光，民众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新闻也不会是“爆炸性”的，“日常顺畅的曝光”会让人放心。前段时间一句话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代表了一种人心：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报纸上脏，社会反而让人放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

 

前几天，山东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求媒体要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竟然发文要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这个听起来怪怪的要求，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讥笑。舆论监督是媒体的第一本能，就像猫捉老鼠、啄木鸟抓虫、老虎吃肉一样，不捉老鼠的猫，那还叫猫吗？那叫宠物猫。“媒体本能”竟还要发文去要求，这是对媒体的羞辱吗？当然不是。

很多人怀疑山东官方“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说实话，我倒不怀疑，而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了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对“调查报道黄金时代”的集体怀旧，怀念调查记者之类文章的刷屏，是民间舆论场的反思；而像山东这样要求官媒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则是来自官方的反思。

想到几年前类似的“求舆论监督”，四川纪委书记王雁飞跟当地媒体座谈时坦言：“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他说：自己在四川工作了四个月，还没有读到有关的批评报道，感觉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他希望媒体加强监督，“包括针对我们的队伍，搞一些批评报道，没有问题”。

相信这些“求舆论监督”的态度都不是装出来媚众的公关之术，而是真正看到了舆论监督缺失带来的种种苦果，背后是对种种问题的忧患和危机意识。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的YI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牛痘，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舆论监督的调零和缺失，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失去减压阀门，舆情呈现无规律且爆炸式

不少地方官员都跟我过聊过一个话题，他们觉得越来越怕舆情，因为现在很多舆情越来越“无规律化”，一篇自媒体报道就能点燃一个爆炸式的舆情，一间之间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迅速发酵，迅速升级，迅速敏感化，迅速不可控，官方既有回应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舆情好像就决堤了。不是不想“及时回应”，根本就来不及啊。黄金24小时，黄金12小时，黄金8小时，黄金4小时，纸上谈兵，根本没有用。此次YI苗舆情就是如此，一夜之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蔓延成一片焦虑的汪洋。

这就是舆论监督凋零带来的恶果啊！

这家公司的问题，以及公众在网上的诉求，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日常舆论监督畅通，媒体对这种涉及重大民生的企业和领域的监督没有障碍，出一点问题就会被曝光，民众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新闻也不会是“爆炸性”的。一方面，日常的舆论监督会对企业形成约束，更重要的是，“日常顺畅的曝光”会让人放心。前段时间一句话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代表了一种人心：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报纸上脏，社会反而让人放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常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在食品或药品安全上曝出一个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人们会怀疑平常的那些“好消息”是不是假的，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但缺乏舆论监督报道的日常铺垫，人们会把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种舆论黑箱下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也是信息不对称下本能的心理防卫，对“突发负面”的报复性反弹。

如果日常的舆论监督顺畅，人们一方面会觉得“负面无法遮掩”，对信息透明有信心，另一方面，日常的监督报道提高了公众的心理阈值，对问题会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判断，不至于动辄被那些消费公众焦虑感的爆款网文带节奏，不至于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新闻”。

舆论监督顺畅的传播语境中，舆情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新闻规律，日常点滴的释放成为问题的阀门，传递了常态的信号，很多“公众反应”是可以预期和预判的——日常零星的报道，给了官方窥见公众反应的机会，也让公众窥见政务、理解官方，信息对称之下保持良性的舆论互动和良性的舆情基本面。而舆论监督的缺失，打破了这种平衡，两个舆论场无法打通，舆情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动不动就是失控的爆炸式，互动模式变成彼此充满敌意的“互相伤害”，而不是良性互动。这种互相伤害的状态中，官方既有的应对系统被爆炸式的舆情所碾压。

 

二、失去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越来越无力

在过去的评论中，我经常谈到这个理念：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是媒体的一体两面，不能指望没有舆论监督的舆论引导。一些地方领导，只希望媒体能在地方陷入某个丑闻、卷入某个舆论麻烦时，能帮着政府部门去引导舆论，让公众相信官方。——却不欢迎媒体日常的舆论监督，甚至以软性或硬性的方式抵制媒体的监督，听不进批评，看不得“负面报道”。媒体如果没有舆论监督所积累的公信力，根本不会有舆论引导力，说什么公众都不会信。

舆论引导，不是想引导就能引导，引导是需要“资本”的，这个“资本”就是公信力。公信力的本质在于，说了别人会信，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对于媒体来说，就是通过日常报道证明自己是一个说真话、报道事实、捍卫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媒体。——而这种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舆论监督报道所形塑，激浊扬清，鞭挞丑恶，揭露腐败，追问真相，回应民众的诉求，尊重公众的知情渴求，与民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权力是依赖的函数，公众充分依赖一个机构，遇到问题去寻求曝光，有疑惑时向其寻求确定并权威的解读，这个机构就拥有了公信力。

当然，媒体要报道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只是批评和监督，也有阳光、温暖、柔情和岁月静好，总之，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真实的世界。在媒体公共性和公信力的塑造中，舆论监督报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监督，没有批评，没有问题，媒体呈现的肯定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话说得有点儿极端，但现实是，当人们从媒体报道中读不到真实、真诚和真相时，对媒体说的所有话都会持一种保留态度，媒体也就没有了公信力。

公信力是引导力的前提，失去了公信力，说的话没人信，那媒体怎么去进行舆论引导呢？可能很多地方干部已经尝到了“媒体缺乏公信力”带来的恶果，出事后，通过本地媒体发通稿，借助地方媒体发声，可媒体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人们把媒体当成官方“附庸”。

中国当下在公共管理中最缺的资源也许是“第三方资源”——即让谁去说公众才会相信。“第三方”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信资源，也就是站在中间，利益无涉，切蛋糕的不分蛋糕，踢球的不当裁判员。如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身陷利益之中，老子儿子关系，上级下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勾连，不是利益无涉的第三方，说话当然没法让人信。所以，舆情当前，很多地方常会陷入“谁说都没人信”的陷阱中，这个部门说，没人信，因为面子相连；那个部门说，没人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另一个相关方说，也不行，会包庇下级。无论谁说，公众都觉得不是客观中立的第三方，都有某种利益和权力关系。

第三方在哪里呢？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法院和媒体应该是最主要的“第三方资源”，权利受到侵犯，普通人起码有两个渠道可以寻求救济，一是法院，一是媒体――也就是法治社会人们挂在嘴上的两句话：到法院告你去，到媒体曝光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法官做出裁决。可现实是，我们的司法存在不少问题，有时候判决缺乏公信力，维权者常去寻求媒体报道的救济。媒体应该成为另一种可依赖的“第三方资源”，站在客观中立角度，用符合新闻专业规范的报道，以事实和真相去“澄清谬误”和“明辨是非”。――可如果一个媒体平常看不到舆论监督，都是正面报道，都是歌颂赞美，人们怎么会把媒体看成是可信的“第三方”？

“塔西陀陷阱”这词这段时间很火，说的是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失去信任，无论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信——即使说的是真相，公众也觉得是政府在“洗地”，辩解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老百姓成为“老不信”。其实，最怕的不是官方落入“塔西陀陷阱”，而是媒体也跟着一起掉进这个陷阱，媒体的报道也没人信了，人们觉得媒体跟官方“站一起”，那是最糟糕的。热点事件中，媒体应该能成为客观的第三方，用客观报道去还原真相，用事实和常识驱逐谣言，用理性驱散情绪，可当媒体因为失去舆论监督能力和批评功能，都是正面消息，都是点赞鼓掌叫好，跟政府绑得太紧，甚至完全成为地方传声筒，怎么能让公众相信“舆论引导”中所言是事实和真相呢？

“塔西陀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三、舆论失压下，舆情回应能力的退化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批评某地是“一个没有新闻的城市”。——据说后来当地一个领导很不满地说：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新闻呢？我们只是没有负面新闻，而多是正面新闻。怎么可能呢？正和负是相对存在的，你能找到一张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纸吗？我说的“没有新闻”，当然不是指报纸上没有报道，而是指没有舆论监督类的新闻。没有新闻，权力和治理缺乏舆论监督的“修理”，一个地方的社会生态和官场生态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没有新闻的地方，尤其是官员，一定缺乏面对媒体和公众诉求时的回应能力。对于官员与媒体的关系，著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先生有个很妙的比喻，他说官媒关系就好像合作开一辆车，官方是踩刹车的，媒体是踩油门的。车要稳稳往前开，需要刹车和油门的精妙配合，媒体通过曝光推动问题的治理，官方通过回应避免舆情爆炸，就是刹车的功能。没有新闻，缺乏舆论监督的推动，一个地方平常死气沉沉，一旦出事，往往是爆炸式。而官方由于平常缺乏舆论监督的“修理”，舆情面对往往呈现出“不敢说、不会说、不愿说”的傻白甜状态。

说实话，如果我们的官员在日常没有面对一个真实的媒介环境，给他们营造了一种“出事反正会有上边给擦屁股”的预期，没有日常舆论监督的压力，回应公众的能力会越来越退化，这是课堂上那些所谓的“模拟演练”无法补救的。没有一般性的舆论监督报道的磨练，有些官员对舆情的心理阈值极低，一点小事也会如临大敌，一点小批评也会恼羞成怒，过度的“应对”只会刺激更强烈的反应，小事“应对”成大事。

 

四、马屁体下形成对己对人的战略性误判

前段时间上上下下反思了这两年盛行的吓尿体、哭晕体，这些浮夸的文风不仅形成了舆论场上的膨胀，传播了浮躁、盲从和自大，更大的恶果是，造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国的战略性误判。

整天被那些文章熏，眼中都是这厉害了、那厉害了，美国人每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起码尿10多次，欧洲人动不动就为中国的成就震惊流泪，印度日本动不动就跪就晕。——眼中都是这些浮夸风式的放卫星，都是各种马屁精的表白，久而久之，正像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所言，忽悠了自己，忽悠了领导。――反正别人是忽悠不了的。整天熏在这些文章里，能理性吗？能冷静吗？能客观看待自己吗？如此扭曲了世界扭曲了自己，能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吗？

整天活在这种文章中，越来越走向心灵的封闭，误判了别人，觉得别人都是纸糊的，害怕中国，动不动就跪。误判了自己，觉得自己是老大，能主宰世界了。――可真相并非如此，没有对真相的揭示，没有让人冷静的凉水，都是让人狂躁的鸡汤，真打起来，不知己知彼，怎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舆论需要平衡，信息应该尽可能地充分，不能失真。假如舆论场上多是那种吓尿体、马屁体、自拍美颜体，没有正常舆论监督的平衡，没有批评报道，传播就会形成扭曲的哈哈镜效果，失去了通过媒体客观报道塑造理性价值观和健康世界观的框架功能。

还有，舆论监督的凋零，也使当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危机，很多新闻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人们只会进一步抛弃媒体，塔西陀陷阱进一步加深。

舆论监督凋零，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调查记者太少，事实报道跟不上，事实缺席下情绪爆炸。

舆论监督凋零，没有日常舆论监督报道的脱敏，很多问题都会“敏感化”。――脱敏是最好的舆情减压方式，而缺乏日常脱敏，寄望突发事件的舆情压力下去脱敏，很难做到。

听得见最尖锐的批评，提高对批评和监督的耐受力，尊重新闻专业主义，尊重媒体的舆论监督，尊重媒体累积公信资源的公共性实践，而不能用过于工具化和功利性的心态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回归常识，尊重媒体成为有公信力的、让公众依赖的第三方，是媒体之幸，公众之幸，也是政府之幸，国家之幸。

愿山东“鼓励舆论监督”之举真能落到实处！

 

本文转自：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 （微信 - 和自由谈恋爱）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命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塔西佗因此总结到：……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这是“塔西佗陷阱”的含义最初的来源，之后在中国的美学家潘知常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由此便成为了一个源于塔西佗，但并非塔西佗提出的，描述社会现象词汇。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干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现今也适用于经济领域。通俗地讲，可以解读为：“当一个部门(企业)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陷阱的应对策略

一些公共事件由于政府部门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滑向“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部门在遭遇公信力危机之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此，政府简单的“选择性发布”，不仅不能让民众信服，而且会让质疑更加密集。在网络时代，这种轨迹更加明显。若政府稍微处理不慎，或出现些许疏漏，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社会事件，都有可能落入“塔西佗陷阱”，导致政府公信的“二次危机”。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如何警惕“塔西佗陷阱”?

首先就是要真实。唯有真实，才能加固诚信体系，才能令民众信服。质疑并不可怕，事实真相能经得住一切质疑。即使是谣言，在真相面前也会烟消云散。有关部门应对公共事件时，更应该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在网络时代，政府部门还应提高与公众沟通的技巧与能力，逐步将信息发布机制与网络公共舆论前台对接，改善表达方式，拿出更诚恳、更耐心的姿态。对于事情的关键部分，应展示出充分的证据，并对推导过程进行详尽的解说。在政府部门与公众互动的过程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对话姿态的主动性、调查结果的专业性，都可以为政府的公信力加分，修复此前的“信任故障”。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我们的政府部门需要变得更主动、更有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看，“塔西佗陷阱”的背面，隐含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契机。很多网络事件都在推动着政府部门的自我改变。在网络时代，出现“塔西佗陷阱”的几率增大，政府工作的优化显得更加迫切。网络有效激发了政府部门的神经，倒逼政府部门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反应速度，拉近与民众的距离。网络的存在，迫使政府部门变得耳聪目明、反应敏捷。

应对“塔西佗陷阱”的策略可包括：

1、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政府部门就应当启动相应的媒介预警机制，迅速前往现场获得第一手消息，迅速发布以解除公众的疑虑。

2、强化舆情预警系统

政府部门应当把握信息传播的规律和机制，在事件发生之前建立全方位的舆情监测系统和预警机制，在事件发生之时密切监视网络舆情的波动和公众的信息诉求，关注网民讨论的议题变化，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时地公开相关信息。

3、信息发布紧贴群众需求

政府部门应当实时监测网民的评论态度，根据公众的诉求设置议程，及时发布公众最想知道的事实真相，正视网络舆论对政府部门的倒逼作用。

4、化解刻板印象

地方政府官员应当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避免使用重复无意义的官话套话，充分体恤民情了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众传达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决心，最大限度地缓解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恐惧心理。

5、培养意见领袖

注重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维护以及政府“大V”的培养，协调与既有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使他们能够配合政府积极回应公众的信息诉求，从而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6、不要一味地封号

要认真对待每一份质疑、批评，甚至谣言，要用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去回应、感化群众的舆论监督权力。

 

 

为什么报纸越干净，则社会越肮脏 （百度知道）

天国，孔子和蒋经国席地而坐，谈笑风生。

孔子：近一段网上有段话很火爆，就是“报纸越干净，社会则越肮脏。电台越和谐，世道则越可怕。电视越美好，生活则越难过。电影越高尚，真实则越虚伪。”小蒋，你以为然否？

小蒋：我见到了，是资深、良知学者 资中筠 所讲，窃以为这段话不仅深刻，而且是相当深刻啊！其实，这段话反过来也能成立，那就是报纸越肮脏，则社会越干净。

孔：那你的意思是，社会现实与媒体展现恰恰相反？

蒋：是的。凡是新闻媒体上天花乱坠、莺歌燕舞，充斥所谓正面新闻和好人好事的，大都是道德衰败、风气污浊的国家；而新闻媒体上大肆揭露社会丑恶、充斥负面新闻的国度，其社会现实倒是风气清明、道德水准颇高。

孔：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蒋：社会要不断地走向文明、进步和美好，必须有健全有效的惩恶扬善机制。

惩恶机制，就是对作恶者给予及时、相应的惩罚，加大其作恶成本，使其得不偿失，从而避免或减少作恶行为的机制；

扬善机制，就是对善行和具有良好外部效应的行为给予褒奖，从而激励人们竞相行善的机制。

两种机制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道德大厦的根基，推动着道德列车的进步。

孔：说得对。有了惩恶扬善的机制，那么不好的东西会越来说越少，好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社会就变得越来越美好了。

蒋：一般说来，惩恶机制更基础更关键更必要。健全有效的惩恶机制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一是权力制约机制。公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失去制约的权力极易作恶，并且是作大恶，必须将其关进笼子。公权力掌握暴力工具，而民众处于相对弱势，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最佳办法之一，就是权力分立，让权力制约权力。

二是健全法治独立。司法要独立，法律要严明公正，能对各种触犯刑律的恶行，进行及时公正的审判和打击。

三是新闻自由监督。各新闻媒体应具有独立地位。各种恶行最惧怕媒体曝光，一旦曝光就会让作恶者身败名裂、臭名远扬，在社会上举步维艰；搞经营的会失去顾客和市场，搞政治的会丧失政治生命。

孔：你说惩恶机制更基础更关键更必要，那么扬善机制就相对次要吗？

蒋：这个问题要看怎么说。对社会来说，两种机制都重要，缺一不可。对个人来说有点复杂。现代普世价值观认为，自由是人天然的首要的权利，只要不违背道德法律，不损害公益伤害他人，那么人家喜欢不喜欢干什么，就是人家的自由权利，旁人无权干涉和厚非。也就是说，法律道德应该规定公民不能干什么，而不能规定应该干什么；否则就有伤害自由绑架公民之嫌。干坏事是罪过，但不高尚不是罪过。

孔：你的弦外之音是，惩恶扬善应该一手硬一手软，惩恶应该硬，扬善应该软；所以说惩恶机制更基础更关键更必要。

蒋：我的确切意思是，对坏的东西要严厉惩处，对好的东西则不能乱提倡乱号召。当然，这句话无意贬损扬善机制的积极作用。扬善机制和乱提倡乱号召不是一回事。治理社会道德病患，应该多从惩恶方面着眼和用力。恶行得到遏制，善行自然会开花结果。

孔：在我创建的儒家学说中，对惩恶的阐述比较欠缺，特别是对权力作恶的巨大可能和危害认识不足；反过来对所谓善的东西强调、提倡过多，比如仁政了、爱民了、忠孝了等等；看来是有点问题，结果弄成了理论和现实两张皮，不仅对当官的没啥约束，对民众造成诸多束缚和伤害，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虚伪。罪过！罪过！！

蒋：老先生也不要过于自责。一个社会好不好，不在某个理论的影响，关键在机制建设。无论什么理论，对社会进步都是有价值的。真理正是在各种理论的PK中涌现的。问题不在你学说的正误，在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独尊和神话。独尊儒术，废黜百家，那就消灭了思想和学术自由，真理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孔：嗯。下面咱们谈谈扬善机制吧。

蒋：好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扬善机制是竞争机制。要有健全、规范、公平的各种市场。竞争能择优汰劣，让好的东西脱颖而出，让不好的东西退避三舍。一般说来，不用强调和号召，就能让民众自发、主动地干好事的机制，必定是好机制，市场机制就是这样的好机制。

孔：绝大多数民众的道德素养，不那么低下也不是那么高尚，提倡所有人高尚必然会无功而返。市场机制采用利益激励，让人们自发、主动干好事，的确是个好机制。另外，市场机制还能淘汰低劣的东西，也兼有惩恶的功能吧！

蒋：说惩恶不够恰当，还是汰劣的说法比较贴切。被淘汰的不一定都是恶的。

孔：我感觉媒体似乎也有惩恶扬善两种功能，你说呢？

蒋：是的。媒体是最重要的惩恶机制之一，其效能是通过揭露社会丑恶实现的。虽然它也有扬善功能，即通过媒体的颂扬与褒奖，给行善者提供声誉激励，但这个扬善的意义相对次要。真正高尚的善行，往往来自价值观的推动和内心的自我激励，行善者可以得到内心的宁静和欣慰和满足；他所以行善的动力，来自内心而非外在的褒奖。

孔：对。为了获取褒奖而行善，那么这种善行就不是高尚的善行，就有了伪善、作秀和沽名钓誉之嫌。老夫感觉我们刚才所说的惩恶扬善机制，恰恰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是可以说，只有在宪政民主国家，才有健全有效的惩恶扬善机制？

蒋：是这样。社会道德水准与惩恶扬善机制密切相关。原苏联等专制国家，没有健全有效的惩恶扬善机制。他们一般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名义上的不同权力其实属于一家人，他们之间难以进行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折腾，对社会进行进行任意的干预和管控，权力作恶的空间很大；这类国家没有健全的法治，法律大都是管制民众、为官方行为提供合理化理由的；司法没有独立地位，往往蜕变成打击异己、压制民众的工具，毫无公平公正可言，甚至成为作恶的帮凶；新闻媒体也是政府的附属物，其监督揭露功能荡然无存；官员们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严格管制，以便获得更多的寻租机会，他们天然地嗜好垄断，本能地抵制市场，为各种公平竞争制造障碍；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存在健全公平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往往演变成竞劣机制，形成各种各样的逆淘汰。权贵们具有各种诱人的特权，特权体现了破坏规则的权力和能力，上行下效，所以整个社会的规则意识极其淡薄，盛行的则是歪门邪道的潜规则；官员们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择手段地相互利用，出了问题又会官官相护…… 总之，专制社会的作恶成本甚低，好处甚多，安全系数很高，所以说专制国家道德沦丧是普遍的、必然的现象。

孔：嗯。从总体上讲，宪政民主国家道德良好，专制国家道德衰败，但到了媒体上就反过来了。

蒋：正是这样。宪政民主国家的媒体，具有第四种权力之美称，它能全方位地扫描和监视社会，发现丑恶就能将其及时曝光。对官员贪腐滥权、公众人物的丑行和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都会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其热衷和兴趣所在。通过媒体披露而引起社会关注，就能及早采取遏制和打击措施；这样一来，丑恶的东西就难以生存，更难发扬光大。相对而言，褒扬善行意义较弱，他们一般不屑于为之；更不会去给政府歌功颂德。如果只看媒体展现，仿佛这些国家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但这无碍社会道德的高尚与良好。

孔：是这个理儿。

蒋：专制权术不可能治理好社会，但专制者大都爱慕虚荣，更喜欢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和寻找合法性理由，于是他们不得不加强对媒体的管控，依赖媒体的虚假宣传，为自己制造各种光环和亮点。

孔：真实、客观是新闻媒体的生命，没有真实和客观，就会失去衣食父母，媒体就玩完啰！实际上，专制国家的媒体，压根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只能算宣传工具而已。

蒋：是的。原苏联等专制国家的媒体以媚上为使命，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专制者开心愉悦和舒服。其报道和宣传招数，

一是对社会现实进行选择性的展示，对政府有利的、往政府脸上贴金的，就会用心挖掘，大张旗鼓地报道；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让政府难堪的、有损官场形象的，就不予报道或少报道。

二是因事制宜，伸缩有度，好事放大，坏事化小。能将芝麻大的好事展示为西瓜；能将大象一般的问题压缩为兔子。

三是将坏事转换成好事。出了重大事故和人为灾难，不去反思深层原因，以便亡羊补牢；而是大肆张扬领导如何重视，如何全力救灾，涌现出多少英雄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四是淡化官方责任，替官方消灾减压。专制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官员们的普遍不负责任，即使天灾也往往包含人祸的因素，这时媒体就会把事故责任千方百计推卸给自然因素。

五是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员们不可能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但报纸上、电视上到处都是官员们的作秀活动和场面。

六是将化妆师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热衷于对社会涂脂抹粉，大量宣传所谓的好人好事，以佐证社会的美好和制度的优越。

七是挖空心思不断推出各种先进典型，一方面让平民百姓和低层官员学习模仿，另一方面可以造成社会道德高尚的假象。比如为了国家或政府利益而牺牲身家性命的，从事各种公益捐助替政府担担子的，自己克服困难不给政府找麻烦的，符合官方推销的价值观的等等。通过这些典型，往往能掩盖政府不尊重生命、对民生事业的欠账和在某些重要方面不作为。

八是这个应该那个必须多如牛毛，千方百计给人洗脑，把人忽悠得耳目失聪，头脑愚钝。

通过上述各种手法，能把丑婆娘打扮得美艳动人；把道德堕落、乌七八糟的社会，装点成太平盛世和君子之国。

孔：就是就是。在这类国家的媒体上，官员们总是高尚到了顶点，都在勤勤恳恳、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们都在兢业业地追求真理；企业家们都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国民的道德水准非常高超，大公无私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就连教师、当兵的、清洁工等一般性的职业，也都能分配到对应的道德高帽。如果只看媒体，专制国家那可是好得不得了啊！

蒋：专制社会的媒体的本质特征就是虚假。人们曾说，原苏联真理报上，除了日期是真的，此外再没有真实的东西。虚假过甚，长此以往，人们便不再相信它的说道，听众和观众丧失殆尽，他们煞费苦心的宣传又有没有什么意义和效果呢？

孔：尽管专制国家的媒体很干净，很美观，但也阻挡不住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恶化。刚才你说这种虚假宣传没有意义和效果，对此老夫不敢苟同。

蒋：为什么呢？

孔：见不到阳光的东西最容易腐烂变质。丑恶得不到揭露，就会肆无忌惮；这无疑是丛恿罪恶，为丑恶提供了保护伞，丑恶现象必然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虚假宣传的意义和效果。

蒋：呵呵，您老说很对。正像资中筠先生所言：“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只许歌颂，而是可以反对，不是只能感谢，而是可以批判。越是掩饰，则会越阴暗。越是粉饰，则会越虚伪。一个连真话都不能说、写、拍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怕的。”

作者：林中鴷

 

 

网友评论

惩恶扬善  是自信文明法治自由的社会根基  惩恶扬善七三开  七分揭丑惩恶  三分扬善厚德  我们恰恰搞反了  九分鼓吹  一分打击  导致价值观沦丧  道德败坏  礼崩乐坏  人心不古  互不信任

欧美国家懒，悠闲，干干这，干干那，是人家祖上遗产多，不愁吃喝！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因为祖上没家产，全靠自己奋斗，吃喝都得自己挣，更别提别的爱好啦，所以不报团根本斗不过人家富二代的欧美！所以穷人想赢不得不团结，富二代不用团结钱都可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穷人(包括我国)！

我觉得你说的不太对，只有富人才可以为所欲为，富二代们可以瞎胡混，可以懒，可以不思进取，因为人家有老本吃啊……欧美就类似于富二代国家！只有穷人才会报团取暖，才会合作，比如合伙吃饭：你吃点我的菜，我喝点你的汤，否则两样都吃一个穷人吃不起。类似于发展中国家就都是祖上没啥遗产的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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