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北大因退档过线贫困生而惹起争议，背后体现出人们对教育公平的焦虑。

寒门真的难出贵子吗？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里研究了美国不平等的选拔体系与精英的再生产，美国的问题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出身》的译者江涛。

2019年7月，北京大学因为退档过线贫困生在网上惹起了争议。今年北大在保障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国家专项计划中，向河南省理科投放了8个招生名额。排名第八的考生过线了，也服从调剂，被北大提档。但是很快，北大就以考生入学后完成不了学业会被退学为由申请退档。在引发舆论的关注之后，昨日，北京大学招生委员会决定按申请程序补录已退档的两位考生。

有人认为，北大此举涉嫌歧视，也违反高招规则，但也有人认为，北大有录取学生的自主权，北大不过放弃了自己的一个招生计划而已。北大退档考生一事是否违规也许还需探讨，但是此举引起网友争议的原因在于，对于一个确保教育公平的国家专项计划和北大这样的公立大学来说，此举违反了教育伦理。其背后显示的是人们对于教育公平和阶层流动的普遍焦虑。

尽管“教育减负”这个话题早已不新鲜了，但是许多课外补习机构依然赚得盆满钵满，孩子们在课外时间里仍然要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以及兴趣班。

与此同时，“寒门难出贵子”的论调不时出现，刺激着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神经。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阶层流动与精英生产中，教育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使得许多家长大量投资孩子的教育，除了报补习班兴趣班之外，价格高昂的学区房、“超级中学”现象、“虎妈”的教育模式等，都是其产生的衍生现象。这甚至会像一位母亲在TVB里的一档节目总结得那么极端，要“让孩子赢在射精前”。

其实，白热化的教育竞争，并不只在东亚盛行。在美国，教育同样是实现精英再生产的渠道，正因为如此，教育公平一直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史上最大的高校招生腐败案被媒体披露出来，其中涉及好莱坞演员和企业高管的孩子。

为什么这些社会精英会“铤而走险”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名校对于美国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中，收入很高的精英行业在招聘的过程中对名校的偏向，又给美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有些出身是进入精英阶层的捷径，而其他人只能靠更多倍的努力和运气？

在《出身》中，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A. 里韦拉（Lauren A. Rivera），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式，研究了精英行业的招聘过程。他发现，这些美国国内收入最高的工作的比拼，极大地偏向有社会经济特权的孩子。

这个不平等的选拔又是怎么样的？它与不平等的教育体制一起，是如何实现美国精英的再生产和自我复制的？到底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才是合理的？美国选拔体系的问题又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启示？为此，我们采访了《出身》的译者、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江涛，一起谈了谈教育与平等的话题。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劳伦·A. 里韦拉 著，江涛、李敏 译，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经济特权的代际传递，很大程度是通过教育体系完成的

新京报：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史上最大的高校招生腐败案被媒体披露出来，其中涉及好莱坞演员和企业高管的孩子。当时有许多人不解，他们作为美国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孩子已经能继承到很好的经济特权，为何他们还需要通过贿赂等手段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在美国，名校对于美国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江涛：《出身》的第一章里就谈道：“以往，美国精英再生产的形式是父母将对公司的掌管权或者是家庭财富移交给成年子女。今天，经济特权从一代传给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间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体系完成。”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精英地位的继承，可不仅仅需要钱。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都是必要的。

一方面，单就钱而论，变成文化资本，融入孩子血液里，恐怕比放进孩子口袋里更好。这样不仅稳妥，还能增值。更何况，“有文化”本身就是公认的优点。

另一方面，这些资本，本身都是精英地位的必要支撑。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里，这些资本分属不同的场域，相互之间不能直接替代和直接兑换。比如，不能直接拿钱买文凭，而只能在社会规则之下间接转化。

为什么一定要进名校？因为，名校可以成为各种资本集中转换和传承的有效场所。父母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培养孩子，自己的各种资本转化为孩子的文化资本。孩子进入名校后，不仅文化资本会增加，校友网络、名校光环等等也不断积聚加持。

《出身》揭示出，在美国，要想获得顶级的工作，应聘者的毕业学校的声望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因素。正因为利益巨大，所以才会有人在招生环节铤而走险。

美国的“学区房”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新京报：在《出身》中，作者提到，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择校。美国是少数几个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特定区域房产价格的西方工业国家之一。这种类似的“学区房”制度，使得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在房产价格高的富裕片区。美国的这种“学区房”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有没有很好解决“学区房”的方法？中国的“学区房”问题，能否从中吸取到什么经验？

江涛：美国的学区房制度是植根于历史而形成的，并且来自于得到宪法保障的地方自治传统，也体现了教育自由化的精神。市镇社区自主举办学校，家长自由择校。

更直接地，美国的学区房制度与其教育财政制度紧密相连。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区征收的房地产税。学区的学校好，富人就会蜂拥而至，就会推高房价；房价越高，房产税和学区教育经费也就会更充足，学校办学资源就会更丰厚，办学质量就会更好，这样就形成了循环。

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公立学校系统很成功。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经费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但教育质量并不理想。美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教育财政制度也与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是参考美国学区房制度时需要注意的。

学区房制度是一种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反映的是更根本的社会竞争状态和机制。学区房价格奇高的直接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直接的应对策略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这绝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有限的教育资源用什么机制分配，总是需要一个规则的。抽签？金钱？地位？分数？各种方法都有人用，但没有完美无缺的方法。关键是需要分辨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背后的价值取向，也要反复掂量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带来的多重后果，尤其是那些非预期的后果。

新京报：近年来，哈佛大学因基于种族“配额”录取学生，限制亚裔学生人数，以高标准“非法歧视”打压亚裔申请人，被“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起诉。在一项庭审中，哈佛大学被指故意使用模糊不清的“个人评价”来拒绝亚裔美国申请人而照顾其他种族背景的学生。在《出身》里，作者也提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一个人能否进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取决于学科测试所展现的智商，但是随着犹太学生数量增加，优点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对智力的选拔变成了关注一个人的“个性”。如今对亚裔学生的招生“歧视”，是否也跟当年对犹太人的招生“歧视”一样？

江涛：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重大议题。《出身》第二章、第九章和第十章，都讨论了美国投行、律所、咨询公司在招聘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作者反复用了“刻板印象”这个概念，比如招聘面试官们对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是缺少社交技能，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是不擅长数学。

在美国，抗议大学“非法歧视”亚裔申请者的示威者。

正因为有这些刻板印象的存在，所以在面试中男性与女性犯了同样的计算错误。面试官会认为，男性犯错是因为失误，所以会再给机会；女性犯错是因为无能，所以会直接拒绝。

从公开的报道看，哈佛大学等高校对亚裔申请人可能也有特定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一面镜子，无论是评价者还是被评价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当顶尖工作和顶尖大学的守门人判定亚裔被动、缺乏个性时，我们能从中同时增加对亚洲人和美国人的理解。

招生标准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必须要具备可操作性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样的招生评价标准才是合理的？

江涛：招生标准的背后，最根本的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一个社会和时代对理想人格的向往。我们今天到底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好的，是最好的？对“人”的判断标准既有功利的社会性的一面，比如他头脑好，能编写程序，能解决问题，能挣钱，很成功，是个“有用”的人。判断标准，还有审美的超越性的一面，比如这个人能歌会画爱运动，是个“有趣”的人。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用这两个标准。在《出身》中，作者写到那些顶级的公司招人时也要用这些标准，他们不仅要看学历智力，还非常重视应聘者的课外活动和特长，他们要寻找跟自己一样有趣的人。

但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两个标准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在《出身》中，也谈到，低阶层的人更注重职业的实用价值，高阶层的人相对更注重职业是否有趣。同样地，不同群体对人和相应的教育的理想也是不同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与此有关。

招生标准，又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作为一种理性的社会建制，它必须具备操作性。这虽然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非常重要。比如，高校想要招有潜质的孩子，而不是题海战术练出来的孩子。那么，真有潜质的孩子和只会应试套路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用哪些标准或指标进行识别？

再比如，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用哪些办法考察？即使只能采用“英雄识英雄”式的面试或哈佛等顶尖名校招生时采用的“整体考量” (Holistic Consideration)法，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和做法，也需要理性地小心翼翼地审视。

《出身》最后一章特别谈到，未来的研究，要探明招聘实践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果想建立更好的招生评价标准体系，研究评价标准与被评价者的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

哈佛大学

新京报：在《出身》里，作者提到，美国高校的录取委员会，会明显地偏向校友子女，以及给学校大量捐款的家庭的孩子。这两点，一直以来被许多进步人士诟病。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江涛：包括常春藤学校在内的美国私立大学，普遍采用了“继承录取”（Legacy Admit）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曾在这所大学读书，那么这所大学将优先录取你。这不是潜规则，是公开的政策，这一点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常春藤学校继承录取的比例，常常是普通录取的几倍。近些年，这个政策饱受诟病，但没有大的改变。

美国大学，以私立大学为主。一方面，这些私立大学有制定招生政策的权利，只要政策不违反宪法精神和条款，政府和法院不会干涉。另一方面，这些大学的办学资金很大比例来自于捐赠基金，尤其是校友捐赠。继承录取，能帮助学校与校友建立稳固的关系，从而获得捐赠。这些校友子弟也很可能资质优秀，但同样需要经过学校的选拔。

新京报：在《出身》里，作者主要考察了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这些顶级专业服务公司的招聘中的精英再生产。作者提到，这一行业招聘的许多“潜规则”，比如知名学校的出身、高地位的课外活动、文化契合度、自我实现的叙事能力、光鲜的互动风格等，这里面就已经蕴含了不平等和偏见。作者的建议是，用更结构化的面试形式和对评审人加以培训，来增加员工的多样性。但是，有人认为，结构化的面试依然减少不了偏见，表现较好的依然会是精英阶层的子弟，若减少面试的比重而更看重简历，精英阶层的子弟的简历也许还会更有优势。此外，还有人认为，这些公司有自主决定权，他们没有责任增加员工在经济背景上的多样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江涛：《出身》等研究揭示出，精英阶层子弟的优势非常大，甚至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来招聘，他们都有优势。私人公司追求员工多样性的动力有限。这让人有一种无力感。该怎么办呢？《出身》最后两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办法。

其实，跳出来看的话，《出身》本身就昭示了一种出路。在美国，许多家长给《出身》的作者写信，向她咨询如何保障自己的孩子得到投行、咨询公司等顶级工作。其中，有一位母亲让作者为自己尚未出身的孩子制定职业规划表。换句话说，《出身》本身可以作为一份职业指南，用来增加阅读者的文化资本，从而增加求职竞争中的胜算，而不论你的出身如何。

这其实是文化资本独立性的一种体现。虽然许多研究表明，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穷孩子即使不能上课外辅导班，还是能自己读书的。由此积累来的文化资本，可能比不上言传身教，但还是很有用的。

在教育双轨制下，学生家长很可能会变成孩子的“经纪人”

新京报：在中国，许多人在呼吁要实行“素质教育”来选拔人才，改变备受诟病的“应试教育”。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试教育”才相对公平。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不那么高的家庭来说，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各种的课外活动和特长班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负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江涛：我们为何认为“应试”与“素质”是对立的？素质能不能通过相对客观的考试来考察？目前的考试有没有考察出学生素质，或者说，考察出的学生素质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是关键的吗？“高分低能”是事实？偏见？想象？或是多年前的故事？这些问题需要扎实的研究。

新京报：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超级中学”经常引发网友热议。许多人批评这些“超级中学”过于严苛的半军事化管理。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学校是穷人家孩子实现阶层上升的少有机会。你怎么看待“超级中学”的现象？

江涛：“超级中学”内部是分化的。按照北京大学黄晓婷等人的观点，“超级中学”有两个核心特点：

一是垄断当地的优质教师和生源，

二是垄断一流大学（尤其是北大和清华）在该省的录取计划。

按照这个标准，衡水中学和南京外国语学校都是超级中学。

“超级中学”

这两类超级中学是很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中学当前的两种类型。前一类学校更严厉、更平民化，后一类学校更宽松、更精英化。后一类往往侧重素质教育，强调“减负”，结果却并没有避开“应试”，也没有减轻学生负担，而是造成了公立学校教育的退却，以及渠敬东所说的“教育双轨制”。学生在学校里轻松了，家长会去外面找辅导机构补回来，付出几倍的金钱和精力。

在教育双轨制下，学生家长，尤其是母亲就会变成学者杨可说的“经纪人”，投入极大的人力和财力，全面规划管理孩子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赖于“公立学校”、“影子教育”两条轨道，以及每只脚站在一条轨道上的父母。而且，目前双轨制下的教育，总体仍是应试导向的。

衡水中学模式则不是这样的。寄宿制，是非常严格的管理，学校全面负责孩子的一切，从每一个知识点到睡觉的姿势。学校做家庭的代理人，教师做父母的代理人。父母和学校不仅仅是合作关系，更是托付关系，学校和教师是高权威的。学生接受的，是一整套无微不至的教育。学生在其中是非常累的，教师和学校也非常累，甚至更累。这种教育模式，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

这种模式的不足显而易见，但他们做对了什么却需要探讨。考试中的成功，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事。

贫富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但不是命运的唯一主题

新京报：在《出身》中，作者认为，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职业选择时更注重薪资和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抽象的价值。但是作者也提到，之所以大家都想进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也是因为它们的薪资高，能还贷款，以及生活方式的光鲜靓丽。而有机会进入这些行业的学生，恰恰也是来自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这两种说法是否矛盾？

江涛：不矛盾，《出身》第三章讲了这个问题。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的工作，不仅提供了很高的薪资，而且提供了有品位的生活方式，还提供了有趣的同事和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符号。所以不同出身的人都想获得这些工作。

新京报：在《出身》里，作者认为，强调个人选择、自由和独特性的叙事风格时，更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世界观。认为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典型的美国梦的建构方式。但是，作者也戳破了这种美国梦式个人奋斗的神话背后的不平等体系。你怎么看待在全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当下，这种个人奋斗式的神话的未来？

江涛：美国式个人奋斗的神话，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根由，其中国版本往往就是突出“奋斗”，而不是个人选择、自由和独特性。比美国式的个人奋斗梦能否实现或如何实现，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实现美国式的个人奋斗梦？

美国梦是美国式的个人奋斗神话。

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跨越，做人上人，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社会主导性的梦想？神话（myth）又称迷思，我们今天的梦是一种迷梦吗？一个社会人人都想做人上人，如何实现？传统中国精英追求内圣外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想出人头地称王称霸，“内圣”的“人格理想”完全丢失了？中国百姓讲求的“过日子”，过和美顺当知足有尊严的一生的“人生理想”，为什么不再被当成理想？贫富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但不是人的命运的唯一主题。

弱势群体被社会结构限制，精英被名望符号的暴力困住

新京报：在书中，作者表示，在全球化赢者通吃的分层体系下，与寒门出贵子并列于报端的，是美国城市父母努力为孩子争取优质幼儿园的位置的新闻。许多父母，甚至从孩子蹒跚学步开始，就为孩子报各种课外活动，这催生了繁荣的学前教育咨询业。这种现象，在东亚似乎比较常见。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江涛：现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确实需要调整和缓解，但也不必过于悲观。它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和子女地位的焦虑，但恰好证明社会结构还没有完全固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也是很自然的事。无论是清代皇子的教育，还是民国大家的教育，那都是投入了非常大的资源和心力的。教育和学习可以是快乐的，但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新京报：《出身》里批评的美国的不平等的选拔和精英的自我复制，能给在中国的我们怎么样的启示？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江涛：人们都关心不平等的选拔和精英的自我复制对弱势阶层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自我复制对精英就一定有利吗？这类似于近亲繁殖，精英群体的行为和思维在自我复制中高度趋同，这又反过来加剧自我复制。

《出身》里引用的数据显示，大约一半的哈佛毕业生选择了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的工作。高度趋同的光鲜道路，怎么可能恰好适合每一个精英？在不平等的选拔中，弱势群体被迫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精英是不是无意识地放弃了人生更多的可能呢？自我复制的精英，会不会也成为单向度的人呢？

《出身》第三章讲到，本来对咨询公司的工作没有兴趣的学生，看到其他人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招聘会，就“开始觉得如果没在这样的公司工作，自己就没那么成功”，然后他“迷失了”，“去参加咨询公司的面试”，“完全背叛了自己”。“从这个过程中出来后，你想的全是名望”。弱势群体被社会结构限制，精英也容易被名望等符号暴力困住。社会抛弃弱者，精英背叛自己，弱者和精英相互隔绝怨恨，这是我们要留心的。

本文转自：教育不平等下的阶层固化和特权暴力 （头条教育）